我没去过这地方，我不想去，去了，也看不见，看不见时间打败的英雄，流水带走的美人，大风吹散的文字……

盐津豆沙关，是悬在空中的。这座由川入滇的古关，坐落在高山之上，而这座古关的对面，则是更高的高山。就在古关的下面，也就是在两座高山之间，是毫无过度，突兀而下的峡谷。这道峡谷是被关河，也就是古代所谓的“朱提江”劈开的，劈成壁立千仞两片巨大岩壁，形成一道鬼斧神工的庞大石门。所以，豆沙关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石门关”。这道石门有多深？站在石门关往下看，江水似乎深不见底，即使感觉到江水湍急，但却听不到半点声响。云贵高原地区的“石门关”很多，比如，点苍山背后的大理漾濞县境内就有一个石门关。但许多石门关和豆沙关相比都显得相形见拙，徒有虚名。这不仅因为豆沙关的石门险要无比，还因为这是一道真正的关口，一道连接着云南和四川的关口。关口西岸的岩壁上刻有“滇南枢纽”、“其险也若此”这样的大字。这种古人习以为常的夸饰之词，在这里毫无夸张之嫌，而是显得朴素无比，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古人有蜀道入滇，或者由滇入蜀，这里是必经之地。豆沙关通，则滇蜀之道通，豆沙关塞，则滇蜀之道塞。自秦两千多年前略通五尺道，初开滇蜀之道始，自20世纪开滇蜀之间的铁路、公路、航空线路之前，自滇东北往来滇蜀之间的无数贩夫走卒、文人学士、僧道俗众、达官商贾，他们每一个人都得从此处经过。

两千多年里，经过豆沙关的人，每次来往，都有一种经过天边的感觉。对于由蜀入滇之人，渡过金沙江，来到豆沙关，就来到了天边，最好在此处多留片刻，慢慢喝一壶酒，仔细回望一下北边的山河，因为过了豆沙关这一“入滇第一关”，那就过了豆沙无故人。对他们来说，过了豆沙关之后，就进入天朝的化外之地，蔓草荒烟，艰难险阻倒还在其次，最大的恐惧和障碍还在于对滇南这种和内地迥异的异质文化形态地区人民的猜测和狐疑。过了这里，那就是踏入了中原人所不熟悉的异域之地。

异，这种心态，公元794年（唐贞元十年）奉命出使云南的唐朝御史中丞袁滋心里必定异常强烈。为了让豆沙关以南的这片蛮夷之地归于大唐王化，大唐已经和南诏发生过了两次惨烈的战争，都归于惨败。如今，南诏王异牟寻自己找上门来，请求册封，重归大唐。历经安史之乱后正在经历藩镇割据之苦，国力已大为衰落的大唐求之不得，爽快应允。袁滋先生心里知道，南诏的归附只是名义上的，它依旧是一个独立王国，实际并不归大唐节制统辖。但袁滋先生依旧兴致勃勃地在此撰写了122个字，简略记载此事，命人刻在此处的石壁之上，成为至今保存的著名的国家级重点文物“袁滋摩崖石刻”。在袁先生心中，他对大唐代表的中原文化的先进性有足够自信，战场上南诏击败了大唐，但却依然请求归附于大唐，这只能说明大唐的伟大。今日，再往南走一步，就踏入了南诏这片异域之地，但若假以时日，这片远在天边的异域，依旧极有可能真正成为中原王朝所熟悉的文献王化之地。

七百年之后，四川泸州籍（今属重庆直辖市）状元杨升庵因议大礼之罪被贬云南，流寓滇南30余载，期间往返滇蜀13次，每次都往返都经过豆沙关。此时的云南，经过元、明两朝的经营，已经成为儒学文化为主体的“文献名邦”之地。但杨状元每次经过豆沙关入滇，心情都不好。一则，他是被迫的，入滇，就是流放，就是抛妻别子；二则，他是在北京城打拼过的名流，如今，不仅北京那样的文献首善之地不能呆了，连自己的家乡四川都不能呆了，而要到滇南这样的天边之地，甚至到滇南的永昌府这样的“极边之地”去。即使他在云南有许多好友，也用生花妙笔说过云南的无数好处，但心底置身于文化落后地区的那种凄凉孤独总是挥之不去。

就算到了20世纪40年代，内地许多到云南来经过豆沙关的人心里也有这种感觉。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来云南的时候，先到宜宾，雇人跟他到云南，即使报酬还算丰厚，但依然找不到人。大家一听说要到云南，就不敢去。因为那是会死人的，去了也许就回不来。蔡先生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那个人无亲无故，孤身一人，跟着蔡先生渡金沙，过豆沙关到了云南，就成为了蔡先生的终生挚友和家人。其实，若不是云南植物王国的吸引，蔡先生也未必愿到云南来。

而对于云南人，尤其是云南文化人，过豆沙关入川，那应该是一件愉快的事。因为过了豆沙关，就离天近了，离天边远了。好男儿志在四方，要考功名，要游学，要参访，要干一番事业，要长见识，永远呆在滇南一隅之地怎么能行呢？古语不是说“行必有方”吗？对云南胸有大志的才智之士来说，行走的方向，第一重要的就是要出豆沙关。只是，云南人是家乡宝。许多人出豆沙关之后，折腾一番之后忍不住又想经豆沙关回云南，因为见识了天下风光之后，他们会感到还是云南最好。（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作者：雷杰龙，图文来源：普洱杂志，经授权爱普茶网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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