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利贞宋聘号老茶

在余秋雨先生的文字《品鉴普洱茶》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关于号级普洱茶的品鉴价值的排位：“第一名‘宋聘’，第二名‘福元昌’，第三名‘向质卿’，第四名‘双狮同庆’，第五名‘陈云号’。”

这里，我们先从最基础的什么叫“号级茶”说起。我们知道，历史上，普洱茶产自云南滇南的西双版纳六大茶山一带，大约在清代的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很多茶农和外地的茶商开始在六大茶山建立茶庄。当时，茶庄主要集中在倚邦街附近。那时的倚邦街，既是交通要道，又是六大茶山最大的土司（土千总）曹家的驻地，经济繁荣，流通顺畅，其地位有点像当地的首府。这些茶庄中最有名的包括恒盛号、乾利贞号、同昌号、宋庆昌、宋聘号、宋寅号、宋元号、元昌号等。有些私人茶庄的茶品一直被保存着，存留到现在，为了将这些茶品和解放后国营茶厂生产的茶品相区别，这些由私人茶庄（也叫茶号）生产的茶就被称为号级茶。

回到乾利贞号，它脱胎于广东人在道光初年建立的“利贞号”茶庄，大约在1865年，江西人赵开乾以“乾利贞号”牌印重开利贞号，这应该是后来所公认的乾利贞号建号时间。

我们再看宋聘号，它也是在1868年前后成立的。当时倚邦的四个带宋字的茶庄都是滇南石屏人所开，我总觉得这四个茶庄应该有某种亲缘关系。

20世纪初，乾利贞号的经营者变成了云南石屏人，特科状元袁嘉谷家族和他的姻亲们的企业，而宋聘号也已经与乾利贞号和合并。

当时，法国人已占领了越南，口岸已经开通，乾利贞号和宋聘号的产品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口了。同时，由于生产销售路线是很长的，在这么长的产销路途上需要很多的中转机构，仅仅是靠几个路途上的石屏会馆储货、理货是不够的，他们就在生产和运输途中建立了很多的分号。比如，上世纪初，乾利贞号的总号设在滇南的蒙自，他们在思茅、易武、石屏、昆明、元江就设有分号，分号的负责人大多是袁家的亲戚和姻亲。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当时的时代，经理制、雇员制还没有出现，财务的可信、透明程度还很低，企业的管理还是以学徒制、合伙制为主，企业中的所有成员，都负有无限责任。因此，分号的合伙人最可靠的还是亲戚和姻亲。

建水、石屏常见的四眼井

此时，乾利贞总号、昆明、石屏分号的负责人是袁家人，毕竟，他们家有省级大员作后盾，和官府打交道比较容易。而他们思茅、元江分号的负责人是富鸿文和富鸿谟，他们两个是袁嘉谷四弟的姻亲。富鸿文还娶了易武同庆号（也就是余秋雨文中排列第四的老茶“同庆”的生产商）刘鹤年的妹妹为妻，生下富美珍、富宪珍兄弟。乾利贞宋聘号还有另外两个合伙人，一个是宋聘号的宋家（似乎也是袁嘉猷的姻亲），一个是宋聘号的钱家，四家人足够把倚邦、易武、昆明、元江、个旧、思茅、石屏、蒙自等地的各个分号挑起来了。至于后两家和袁家的关系，目前我还没有完全理清。

我们再看这时的产品。

这四张图是本文作者在一个1917年乾利贞号上呈的要求取缔假冒的卷宗里找到的。很明显，这时的商品，乾利贞号和宋聘号是分开的。

文件中说：“窃茶号在滇创办乾利贞及宋聘号普洱正山茶业，垂六十年。乾利贞以平安如意商标为记，宋聘号以本印内票为记，设总号于蒙自瓦货街，分号于省城文庙街茶帮、个旧天君阁、易武茶山、思茅南门外大街、石屏太史巷等处，售予云广各帮客号，销运香港、南洋及内地各省。其选材之精，制造之善，久已为中外人士所赞许。近来方力图改良，以为吾滇实业之资，亦为他日吾国商战之备。不谓近有渔利之徒，在各地假造乾利贞及宋聘号伪印、杂茶，希图假冒，鱼目混珠，既于茶号营业关系匪轻，亦为国家保商之律所禁。茶号前于蒙自曾查出宜良假造之人，将其扭送警局惩办在案。而近来假造之徒仍时常所在恒有。除呈请省长准予立案并咨农商部注册外，为此呈请贵总会查核备案，以保商权，而维信用，不胜感激之至！

附粘呈乾利贞及宋聘号商标四张，并祈商务总会钧鉴。

茶号乾利贞谨启”

1917年乾利贞、宋聘要求注册的呈文

看前面附图，我们可以知道乾利贞号的商标“平安如意”、宋聘的商标“本印内票”为何物。我们好还可以分析出，1917年以前，宋聘号和乾利贞号的商标是分别使用的，这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乾利贞宋聘号合一的商标有所不同。两商标由于使用量大，印版已近模糊不清了。

至于商标的文字，我们看到，宋聘号每筒商标为直方形，蓝色，题头为：“宋聘号记”，下面的文字是：“本铺在（云南）易武山开张，拣提细嫩茶叶，加重尖芽，精工揉造（阳春白尖）发行。贵客光顾，请认内票为记，庶不致误。”

我们再看乾利贞。它的平安如意商标与我们现在看到的乾利贞宋聘号商标有些相似，但印刷则粗糙得多。宝瓶上写：“货真价实”、“陽春”（不是春尖）、“乾利贞”（没有宋聘号三字），货箱上是：“本号在云南普洱易武山开张，拣提细嫩茶叶揉（或採）造。贵客赐顾，请认平安如意图为记。”“为记”后面还有两个字，不知是否为边框框起来的“生财”二字。

至于乾利贞的那张广告和宋聘号的小票，则由于太过模糊，没几个字可以认出。

云南总商会对乾利贞、宋聘要求注册的批复

我们再说袁嘉谷。

当时，他的三哥袁嘉猷是乾利贞号的总理。袁嘉谷少时，家里分工，经商的经商，理家的理家，袁嘉谷和八弟袁家端专心科举，不得过问各种经营事物。因此，即使是修建袁家大院这种大事，袁嘉谷也不知花钱几许，如何筹措。1903年4月，袁嘉谷参加科举考试，取二甲第62名，赐进士出身。7月，他参加经济特科考试。7月21日，参加保和殿殿试，获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整个有清一代，只开考过三次特科，袁嘉谷是第三个特科的第一名。云南历史上没有出过一个状元，袁嘉谷大魁天下，云南人将他视为状元。其实，“国朝第三人”（大学士孙家鼐语）比状元更稀有。

袁嘉谷在故宫保和殿进行殿试的进士卷的刊印本

随后，他去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任学部编译局局长。1909年，他外放浙江任提学使兼布政使（浙江省的第三把手），住在吴山的学署衙门里。一上任，他就赶上浙江两级师范（后更名为浙江第一师范）许寿棠、夏丏尊、鲁迅等教师为驱赶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夏震武而闹罢教。袁嘉谷亲自去湖州会馆会见鲁迅、许寿棠等教师，了解事件原委，很好地处理了这件棘手的案子。并自任两级师范学堂的学堂监督，成了很多浙江两级学堂学子们的校长，其中，一位叫郑鹤春的学生，后来担任过上海、安徽、云南元谋等地教育局秘书主任、县长等职，1938年，更创立了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公司，也就是现在的云南中茶公司的前身，任总经理。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师罢教事件时在湖州会馆的合影

第二年，也就是1910年，后来任石屏商会会长、乾利贞号总理的袁嘉谷七弟袁嘉璧也来到杭州暂住，其间，他和五哥袁嘉谷以及他的子侄们经常纳凉吴山，泛舟西湖，漫步苏堤，在阮元所建的定香亭里对诗联句，这其间一定少不了自家的乾利贞或者宋聘号普洱茶佐诗。可见，乾利贞号（宋聘号）和浙江，和杭州还是有很深的渊源的。

袁嘉谷

这里我们应该提一下袁嘉谷多年前的前任阮元和他的儿子。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1795年任浙江学政，袁嘉谷在杭州所居学政署，即为阮元所修。阮元三子阮福，在阮元任云贵总督时撰有一篇短文《普洱茶记》，对普洱茶的产地、形制、特性等均有介绍，是普洱茶最重要的早期文献。虽然阮元因改写孙髯翁《大观楼长联》受到市井诟病，但并不妨碍他一代大儒的身份和对云南的贡献。

下面我们转回袁嘉谷家族与普洱茶的渊源。

清代中后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是一个起义频仍的年代，袁嘉谷的祖父避难到六顺（今思茅、勐海之间），在那里开山种地。有一定积蓄后，建神武庙，并成为当地的头领。1861年，袁嘉谷祖父给袁嘉谷父亲德洋公“三十二金”，准许他与吴定周、许寅修合开万庆号，贸易四方。那时，到处是起义的烽火，到处是土匪的踪迹，袁嘉谷的父亲常常持兵器押运驮马，在危境中运进百货，运出茶叶。同治四年，由于起义军攻陷思茅，万庆号损失惨重，欠账无法回收。德洋公从石屏回到思茅，将本号所欠款项全部还清，结束万庆号。1870年，他与侄子合开源庆号，并兼营裕丰茶号。此间，生意兴旺，他用挣得的银钱购买藏书十万册，并在石屏州前铺购地修建现在仍保存完好的袁家大院。

从历史上看，云南的茶叶主产地一直是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其他地区尽管也有茶叶出产，但产量都有限。而西双版纳又由于其进入内地的要道是普洱山，云南人就以山为名，称所有产自版纳六大茶山的茶为普洱茶。乾隆五十年以后，由于西双版纳各茶山的土著居民逃避与缅甸的战争，大量逃亡，六大茶山中易武的土司去石屏招募茶农，进山垦殖，完成贡赋。此后，大量的石屏人进入倚邦、易武茶山，他们或垦殖，或贸易，集同乡集体之力，有福不一定同享，但有难却可以相互扶持。很快，石屏人就变成了云南茶叶生产运输的主力。为此，他们在昆明成立茶帮，先是在龙井街买下一院房子，但由于面积不够，于光绪十七年又集资在文庙街买下一院房产，作为茶帮总部，茶帮成员都以此为根据地，经营自己的业务。茶帮最高管理者为管事（后改为理事、监事）。

那时的茶帮主要经营出口越南、泰国、香港、南洋的外销七子圆茶（我看到的七子饼的叫法，最早出现在1940年，都是比较随便的场合。正式场合和茶叶包装上都印七子圆茶）和运往叙府（今宜宾）、武汉、北京等地的内销七子圆茶、五子圆茶、省会销售的散茶、四喜方砖等产品。茶帮的很多提议，茶帮与政府的沟通很多时候是要由茶帮管事认可的。

1891年，茶帮拟议在昆明购买文庙街一处房产作为茶帮昆明总部，袁嘉谷大哥袁嘉乐是发起人之一。可见，在茶帮大事上，嘉乐是有发言权的。嘉乐于1891年底去世。此时，袁家还在经营源庆号，还没有参与乾利贞、宋聘号的经营。

光绪年间，也就是1908年前后，袁嘉谷的三哥袁嘉猷当上了茶帮管事和云南总商会特别会董，代表茶帮参与总会工作。此时，他已是乾利贞号的经理，他的侄子袁丕刚协助他管理总号业务，参加活动时常被称为“袁乾利”。由于文献的缺失，我无法考证袁氏家族是购买的乾利贞号还是参股经营。袁嘉谷的四哥袁嘉言去世较早，但他太太富氏的兄弟仍掌管着乾利贞思茅分号、元江分号的业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浙江担任学台和布政使的袁嘉谷丢了官，被迫携妻儿回到云南。而此时，袁嘉猷则被推举为石屏洲知事，负责维持地方的稳定。嘉猷将乾利贞号的业务转交给先袁嘉谷一步于1910年底从浙江回到昆明的弟弟袁嘉璧管理，嘉璧也于1912年顺利当选石屏首届商会的总理。袁嘉璧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动员在易武、思茅、墨江（当时叫他郎）、石屏、个旧、昆明等地的石屏商人捐资在小河底修一座铁索桥，以利来往茶山的马帮通行。这是茶马大道上的一件大事，几乎当时所有的茶帮商人都捐了款。

再说茶帮和袁家。茶帮与袁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袁嘉谷一辈中，嘉乐、家猷、嘉璧都曾当过茶帮管事。昆明文庙街茶帮大门的匾联均为袁嘉谷题写，匾为：“云根文彩”，联为：“京都记华浦游踪莲花菜白竹叶酒清与三五故交乡风话旧，屏阳建茶山盛业玉茗香清金兰谊永为十八行省商会开先。”毕竟是状元手笔，下联“为十八行省商会开先”气魄颇大。茶帮正堂供奉诸葛孔明（不像石屏会馆供奉的是关公），堂前的对联为袁嘉谷的二哥袁嘉谟撰写：“三代下第一人生而知之死而后已，五丈原遗两表存可寄命亡可托孤。”1940年代，茶帮的老一代纷纷退休，茶帮在石屏开会，选出新的茶帮理事、监事会，其中，袁嘉谷大哥袁嘉乐的长子袁丕承当选为茶帮理事（理事共5人），乾利贞石屏分号的经理刘子辉为监事（监事共3人），袁丕承的儿子袁济东等为茶帮干事。同时，茶帮的一些临时周转资金还是借自袁嘉谷二哥袁嘉谟的四女儿袁桐英的。

袁家身兼乾利贞号的大股东和茶帮管事，其发展优势自不待言。

到了上世纪40年代，袁嘉璧年事已高，他退居二线，茶庄的业务交给了刘子辉、刘鼎年、刘幼青三兄弟，刘子辉负责全盘，刘鼎年在石屏管理家事和储运，刘幼青主管易武和泰国。刘幼青娶了袁嘉谷三哥袁嘉猷的四女袁菊英，因此，刘家和袁家也是姻亲。

乾利贞最后一任经理刘子辉的两个侄子

此时，乾利贞号和宋聘号的商标已合二为一，变成平安如意的“乾利贞宋聘号”了。这个商标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红标宋聘”或“蓝标宋聘”完全吻合。笔者有幸，在刘鼎年的外孙那里看到了这个商标的印版，一大一小共两块，两者均是铜腐蚀版，镶嵌在一块木头上，据说均是在香港制成后拿到云南的，铜板上还留有当年残留的红蓝两色油墨痕迹。

两块印版能保存下来，颇为不易。

1950年，云南解放。很快，云南开始了“土改运动”，袁嘉璧的女儿袁蔚英回石屏交出了自家的地契、股票、房产等。刘子辉被镇压，财产被没收，刘幼青留在泰国。这个辉煌了一百多年的老牌号就这样在云南消失了。

本文节选自《茶庄茶人茶事》，作者杨凯。

图文转自茶业复兴，经“茶业复兴”授权爱普茶网发布，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