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广大地区很早就有茶，从银生茶到普茶再到普洱茶，中国古代茶名大多随地名叫。普洱茶因普洱府而得名，普洱因普洱茶而名扬天下。

清·雍正七年（1729），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朝廷，请求增设普洱府获准，9月17日设普洱府。古代茶、铁、盐等都属于国家专卖产品，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普洱府设立有180余年的历史，在巩固西南边疆统治的同时，也为朝廷管控着当地产出的茶叶、食盐等物资。

在古代的普洱府下辖的宁洱、思茅两座以管理专营茶叶的古城，在方圆百里范围内很少有古茶树，宁洱县仅有一片很偏僻的困鹿山皇家贡茶园；思茅区只有一片二百余亩的茨竹林村老安寨古茶园，属于晚清朝廷管控弱化时期种植；墨江也只有迷帝古茶园树年稍大些。宁洱、思茅、墨江都非常适于茶树生长，但没有保留下较大的古茶树，是古代没有种茶？还是某种原因毁了古茶？

很多资料中都记载在普洱府附近曾经有一定规模的茶山。清政府于雍正七年（1729）在思茅设总茶店，由官方垄断茶叶销售，并将新旧商民全部驱逐。他们“重税于茶”，“清戥重称”，“多买短价，扰累夷方”，官府的盘剥更猛于虎，导致了雍正十年（1732年）的大暴动。

茶叶过去作为普洱府衙的主要税收来源，但四通八达的茶马古道、山涧小路，各地茶农私自贩卖交易茶叶，给朝廷管理茶山带来不便。一边是重税盘剥，一边是当地茶农偷逃税收，于是官府采用按茶树多少、大小来收的“茶树税”。

“茶树税”和“茶叶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茶树税”可谓是一劳永逸、旱涝保收；“茶叶税”是交易过程征收。事实上“茶树税”成为重复征收的课税，这样即便是茶农自用也需交重税，茶叶的收入远不够交“茶树税”，不堪忍受重税的茶农进行了大规模暴动，但在当时清政府高压政策下，当地茶农不敢进行武力反抗，只能采用毁掉茶山、砍掉茶树这种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也是一种无奈的“自残式”反抗。

通过此举，使官府在管理茶山、茶交易、收茶税等更为方便，减少了茶商私自倒卖茶叶的条件，达到对周边茶山的“坚壁清野”效果。同时采取另一项“屯垦种茶固边”的特殊政策，引入大量内地商人和茶工，在勐腊、勐海等地种茶，既弥补了普洱府周边茶农毁茶后的税收损失，也巩固了清朝的边防。这种舍近求远的政策，使朝廷“茶官局”所使用的“茶引”制、贡茶制得以推行，在数百公里的茶马古道上所设的多道关卡发挥了最大作用，使思茅、普洱等古城内的茶叶交易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我认为沉重的“茶树税”才是古普洱府周围没有古茶山、古茶树的主要原因。至于有种说法：“上世纪五十年代大炼钢铁时毁了茶树”，这种说法缺乏客观性！因为树杆砍了树根还会发新枝，人们房前屋后也会保留几棵自用，但在这些地方较大的茶树即便茶树根都极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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