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寨子原来不叫秧林，叫作央列。”年逾七旬的王顺文先生刚刚在茶台前落座，张口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就如同电光火石般瞬间点燃了我的内心。

照常理来说，绝难想象这句话会是出自一个朴实的茶山老人家之口，以他所经历年代受到的有限教育，不可能知道曾经典藏在故宫内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那是发生在距今近300年，雍正朝改土归流设立普洱府时期，云贵总督鄂尔泰与雍正皇帝往来奏折中提到的莽枝茶山地名。可是偏偏就是出自这么一个连小学都没有上完，做了一辈子乡村干部的老人家之口。我开始笃信此番的因缘际会，注定是捞着宝贝了。伴随着老人家的叙述，建国至今七十多年间，莽枝茶山的风云变化，如同一幅幅流动的画面铺展开来。这是一座茶山、一座村寨、一个家族的茶马史诗。

暮春时节，自景洪市出发，与友人黄裕炜一道驱车奔赴牛滚塘。我们此行选择了翻越攸乐山，跨国小黑江大桥，经石良子上山的路线。路过攸乐山扎吕村，经过了森林防火检查站，扫码登记车牌。小黑江桥头，警察堵卡，扫平安版纳码、查验核酸。过石良子，民兵卡点，登记车牌，扫码查验核酸、健康码。相比重重关卡，裕炜显然更关注道路状况，他边开车便喃喃自语：“这怎么跟我想象的茶山道路不一样呢？”道路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以往口口相传的艰难险阻不再，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幸运。

时过中午，我们顺利抵达了牛滚塘，五省大庙遗址，现下属于丁俊大哥夫妇的茶叶初制所。午饭过后，安闲地坐在屋檐下的茶台前，正午时分的阳光酷烈，丁俊大哥放下了草帘，山风拂过，浑身上下的疲惫感一扫而空。喝着茶，聊着天，闲话各种茶山的逸闻趣事。不知怎地，突然就说到了丁俊先生的岳父，见证了大半个世纪茶山沧桑变化的老人家，如今随同儿子居住在秧林安度晚年。试着请丁俊大哥夫妇打电话给老人家来茶叙，几番推辞之后，拗不过女儿女婿，就应承了下来。丁俊大哥起身开车出去，不到二十分钟的功夫，就把老人家接了过来。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王顺文老人家出生于1949年，其一生都与共和国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亲身见证了73年以来莽枝茶山的历史。老人家听祖辈人口口相传的“央列”，与隐藏在史籍中近三百年的记载严丝合缝，如今则被唤作“秧林”，成了无数普洱茶友心目中莽枝茶山的热土，盖因其遗存有莽枝茶山连片面积最大的古茶园。新修的寨门正对着公路，门额上书“莽枝大寨—秧林”，寨门附近还矗立着一块巨石，上面铭刻着“古六大茶山—秧林莽枝大寨”。老人家颇有些无奈的叹息：“寨门为什么不修在公路上？路过的人都可以看到。石头上的顺序搞反了嘛！应该是莽枝茶山秧林。”奈何当下已经成为事实，想要改变并非不可能，必然要经历一番波折。

现在的秧林村民小组隶属于勐腊县象明乡安乐村委会，原住民本是彝族、基诺族，汉族、苗族等都是后迁过来的。即便是事实上拥有汉族血统，在成立象明彝族乡时，也大都被划成了彝族。更何况他们在迁居此地后，多半与当地土著民族通婚，早早就血脉融通成为一体了。时下的秧林有38户，户籍120多人，实际上许多人身在他处，常住人口数量不多。

就连王顺文老人一家也是迁徙而来，据说祖上先是迁至景谷，在他爷爷王登科那一辈，用箩筐挑着年幼的姑娘，跋山涉水到莽枝茶山脚下小黑江边上的董家寨。而后凭借着能说会道，充当民人争端诉讼时的代理人，反客为主成为了董家寨寨首。“我爷爷是个懒人。”王顺文老人家这样评价，丝毫没有为尊者讳的顾忌。老人地方口音重，被我听成了“狼人”，心说：“好个狠人形象”。后来才知道听岔了。

作为寨首，也不总见得风光，有一年就被倚邦来的官员找茬鞭打，跑到牛滚塘找上司周厚文团长告状。周团长叫来打人的倚邦地方官问话：“为什么打我的下属？”对方嘴硬不承认，躲在内室的寨首王登科出来对证，对方理屈词穷后认栽，周团长裁定赔一匹布，王寨首用胳膊夹起布匹就走了，挨了顿打换来的布匹可以做一身衣裳。王登科去世后埋在了董家寨，奇怪的是墓碑被蚂蚁驻巢，堆积的土将其严密封存起来，后人一是觉得当下的子孙生活过得不错，二是认为不可轻易造次，任由蚂蚁肆意妄为，或许认为蕴含着某种运力吧！小爷爷叫王发科，干劳动。“王登科、王发科，从此就改走科学路线了嘛！”老人家的眼睛笑的眯成了一条缝。我笑着打岔：“那是走科举的道路。”王顺文老人家“哦”了一声，自顾自接着说：“爷爷王登科养育两个儿子，大爹王成德，父亲王成有。从此就完成了嘛！”父亲辈将家从董家寨搬到了安乐，在儿子王顺文结婚后又搬回了董家寨。父亲王成有1979年去世，次年小妈去世。

莽枝茶山，民国时期归四团管辖，解放后叫四乡。从倚邦、曼拱、新发、安乐、曼林、曼庄一路划分过来，分别叫一乡、二乡、三乡、四乡、五乡和六乡。文革时期的四大队改名叫红旗大队。伴随后来象明改乡，四大队改安乐村委会。

王顺文一岁零两个月时，遭逢人生中最大的不幸，母亲去世了。留下他和大他六岁的姐姐。母亲去世后埋在秧林路边，时间久了，奶奶坟成了地名。父亲是位草药医生，续娶后，又生下了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加上大姐总共七兄妹。子女长大后，都很争气，二弟接续父辈手艺作了草药医生。三弟在易武小学作老师。三个妹妹，两个教书。这都是后话。

可以想见当年的日子并不好过，乡亲们则记得他是跟着舅舅吃百家饭一天天捱着长大。1958年，大洼子有了学校，王顺文也跟着有了学上。来自易武的许守全老师独自一人负责教授大大小小200多名学生，就连王顺文的名字也是拜老师所赐。丁俊大哥夫妇说：“说大名王顺文人家都不认得，只知道他的小名叫王小恩。”1959年，大洼子、江西湾、龙垛、安乐、炮打树五个寨子合并成安乐，安乐虽然是个小寨子，来自安乐寨的严先生力主以此定名，或许是苦日子让人透不过气来，安乐的名字符合大家内心的殷殷期望，就此安乐的名字从边缘逐渐走向中心。无论是一江相隔的攸乐山当地人，抑或是远赴他乡者的后裔，人们都只认得“莽枝茶山”或“牛滚塘”，提起来“安乐”则是一脸茫然无知的表情。学校也随即搬迁到了安乐，王顺文的求学之路却在四年之后戛然而止，读高小要去倚邦街，家庭的困顿已经无力供养他继续读书。

初小毕业后的王顺文回家务农，读书识字改变了他的命运，1962年到1966年在安乐作记分员。1966年去勐腊县委读四个月党校，回倚邦街作电话接线员。1967年就被父亲王成有叫回来成家。“18岁允许结婚，办有结婚证。”面对我们的疑惑，他这样笑着解释。至于没有接替父亲成为草药医生，他有自己的解释：“不管刮风下雨，只要有人来敲门，就得上门去给人看病，太辛苦了嘛！”他新婚的妻子耳濡目染公公给人看病，后来也成了草药医生。“我也算是延续了我们家行医的传统。”刚刚办理后退休手续回到茶山上，丁俊大哥的爱人笑说自家往事：“我叔叔也是草药医生，我女儿从事的也是医务工作。”王顺文从1968年至1970年担任了三年秧林生产队长，1971年起担任安乐村文书。1972年9月到1973年4月份，去橄榄坝做阶级复查工作。当年由县委书记亲自带队，部队派遣韩书祥副团长带了27个兵协助。“中间过年都不给回家唉！”身兼安乐文书、主任一直干到了1976年，1980年起担任安乐村党支书，直到2000年卸任。前前后后从事基层干部工作30余年。

王顺文先生对于莽枝茶山的往事十分熟悉，行政区划的变动更是了然于胸。“50年代民族划分，少数民族优待，莽枝下四寨中，除了董家寨留下，曼伍、曼洼、小寨划给攸乐，现在小寨已经没有人居住。”“莽枝上四寨中，曼丫、红土坡、安乐、秧林都有老茶树，以前老茶树最多的是红土坡，有300多亩。”由于是在自己文书任上亲手统计的数据，老人家对于红土坡老茶园数量记得尤为清楚。可惜的是由于刀砍、火烧，红土坡的老茶园几乎被损毁殆尽。如今的莽枝茶山，老茶树主要集中在秧林、安乐和曼丫，红土坡残存的还有少部分老茶园。

大集体时期，每年都是象明乡外贸站来收一点茶，数量只有一两百斤。都是老人、妇女去采茶，一个人干一天记8个工分。采回来在自家厨房用做饭的锅炒茶，手工揉制好茶叶，放在太阳底下晒干，黄片挑干净，交到生产队。“整个八十年代都没有人收茶。”老人家笃定的说到。回顾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茶叶流通从国家管控向市场自由流通转变，为后来茶叶市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1982年土地划分，安乐和秧林以大青树为界。18岁那年，被父亲王成有薅着耳朵拎回家去成亲后，一家人又从安乐搬回到了董家寨。工作需要，王顺文山上山下来回跑，后来索性带着自己的四个子女搬到了秧林。棘手的问题在于土地划分，恰好当时有一户人家去农场上班，王顺文一家六口人就接手迁走的那家五口人的土地。“一口人30亩地，3亩算1亩，说是分的150亩地，实际上有450亩以上。就这我家还是少分了一口人的土地。”老人家的印象中，当年划分的主要是农田，茶园的划分要更晚一些。1982年第一次分到户，第二轮1999年分，叫作“生不加，死不减。”伴随着《土地管理法》实施，2028年起，就叫土地管理。老人家虽然已经退休，依然心系民生，十分关心政策的变动。

在王顺文担任生产队、大队干部的30多年期间，最让他引以为豪壮的就属修路。1976年开挖象明到易武的公路，常年有200多个劳动力挖路。1977年起，连续三年突击，6个大队54个生产队的劳动力冬季农闲时（十一到十二月份）全部上工地。王顺文带领安乐大队21个劳动力，其中只有一个女的，长期奋战在工地上。每个人每天干的活都要记公分。就连象明中学生也要干活，包干到人。为的是解决大集体时期的痼疾：“做活磨洋工，干活少冲锋。”

修路时由交通局技术员负责验收。大集体时期，口粮每口人200斤，种的旱稻，分的稻谷。苞谷、黄豆不算口粮。吃的紧缺，肚里缺乏油水，力气不够大。为了激发基层干部群众的劳动热情，地方政府规定每个生产队每年准许杀一头牛改善生活。“54个生产队，连着3年，杀了多少头牛，清清楚楚。”对于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来讲，这是震撼人心的代价。当时，私宰耕牛都是犯法的行为。付出巨大心血修通的就是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得了的成就了。

时间到了1992年，安乐人仍然倍受道路困扰之苦。从安乐到象明只有顺着河道弯弯曲曲的小路，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气，每个月25号，各村干部都要去象明乡开会。风里来雨里去，成年人尚可勉强承受，可怜的是去象明求学的孩子们，多次出现遭遇河道涨水把人卷跑的事件。血淋淋的代价促使王顺文下定决心修建自安乐至曼赛的道路。当年去乡政府开会汇报，时任乡长不同意，表态说：“你们挖，我们不管。”王顺文找时任象明乡党委副书记的堂姐夫傅东生想办法，又到勐腊找时任交通局长的表弟江顺发求援，见犯难的表弟态度不积极，火大的王顺文立马爆发了，斥责表弟说：“你的老亲老戚都在家，根在秧林，不要忘了本。”表弟江顺发最后表态当年十二月份派十几个技术员测量线路。心里有了底的王顺文继续向勐腊县里汇报。时任县长兼书记的岩庄表态支持：“你不要管他（象明乡长），你只管搞，不要搞出事就行。”连夜回到住宿的招待所，手写申请书，加盖村里的公章，第二天就交到了县长手上。拿着领导的批复，哈尼族的女性沙副县长动了恻隐之心，在批复的5000元基础上，又追加了5000元，总共拿到了10000元的建设启动资金。这个钱只够购买雷管、炸药，道路建设资金缺口很大。

修路是个大事儿，尤其是要安乐村民出工出力，下面的抵触情绪也很大。尤其是曼丫和董家寨，认为自己占不到便利，王顺文想办法说法他们：“将来你们曼丫、董家寨修路，我们也给帮修。”半信半疑的人认为自己这辈子怕是都看不到路能修通。从安乐到秧林的一段路，都是村民们用锄头生生挖出来的。交通局派来的技术员王辉给王顺文出主意：“你这个干法哪年哪月才能修通？用修路砍伐的木材顶工程款。”王顺文嘴上讲：“这是犯法的，要坐牢的。”心里透亮，转身又去找县长汇报。岩庄县长召集瑶区、易武、象明、麻木树（关累）召开山区公路建设研讨会，会后出台红头文件，定下标准，修一公里路，给230方木材。先是中山公司来干这个工程，但是指定只要西南桦木料，明显是拿不够就撤了。继而是东川三兄弟接着搞，用推土机来推路，修边坡还是要依赖人工。遇到石崖，雷管、炸药就派上了用场。“还好当年雷管、炸药便宜。申请下来的10000元勉强够用。”1994年道路挖通，工程结束，施工方就把象明乡政府给告了，最后赔了十万元了事。“村里修路，最后还是乡里拿钱啊！”王顺文先生笑眯眯的点点头。“当年整个象明乡，安乐村是第一个通机动车路的，按照当时的想法，能跑拖拉机就很好了。”

过往十多年的期间，我们见证了莽枝茶山道路的改善，从早期的弹石路、砖块铺的路，到后来的柏油路，在外来人的心目中已经属于非常落后的道路交通条件，当我们知悉以往的经历的时候，才知道如今的一切都是前被人挥洒汗水铺就而成。“要想富，先修路。”王顺文先生牢记的这句话。

从安乐至曼赛的道路不仅连同了山上山下，两个寨子之间历来都有密切的交往。“有一年曼赛修庙，看重了我家林地的树木，来跟我花钱买。我说不要钱，只要你们采伐证办的下来就行。”王顺文先生回忆过往：“以往曼赛修庙我们要出钱，曼赛有活动我们要参与，近年来年轻人当家做主，两寨既往的传统就断了。”老人家显然认为十分可惜。山下的傣族曼赛寨子历史悠久，建有缅寺，崇信南传小乘佛教。山上的秧林寨子以往有川主庙，信仰汉传大乘佛教，供奉有铜佛像。橄榄坝的人听信传言以为是金佛，悄悄给盗走了，最终还是曼赛人给追了回来，可惜的是已经融化成了铜条，拿回来三根埋在川主庙地基下面。原本以为只是个传说，王顺文老人带领我们去划分到川主庙遗址的那户人家去看，意料之外的是家中的老太太拿出了两样东西，据说是老辈人从地里挖出来的。“这个是菩萨脚，这个是铜条。”镂空雕花的碗形铜底座上，残存有一只脚掌，推断其应该就是个铜造像。另外一个形似手指般大小的铜条。传说与出土的物证再次相互扣合印证，使我们不得不相信民间的传说就是历史的倒影。

进入到九十年代，与王顺文同宗的王梓先离开秧林，后来一度担任象明乡粮站站长。先是替台湾茶商收购制作普洱茶，而后自己注册王先号经过普洱茶，带动了莽枝茶山的再度兴起。就连王顺文的女婿丁俊也是跟着王梓先学会了压制普洱茶团茶，留在莽枝茶山上做起了普洱茶的生意。丁俊夫妇所在的五省大庙遗址，曾经做过私塾、卫生所、供销社办公房，兜兜转转分给了王顺文家，继而传给了丁俊夫妇。如今，夫妇二人齐心合力想要恢复五省大庙昔日的荣光，并立志打造莽枝山茶文化博物馆。“将来秧林的故事怕是会更多呢！”王顺文先生感慨道。

茶山上的人来来往往，注定将继续演绎一幕幕传奇，莽枝茶山的风云变幻，留待人们继续探寻，书写记录时代的旋律，讲述人与茶之间的动人故事。

作者：马哲峰，图文来源：行知茶文化讲习所，经授权爱普茶网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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