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年冬月，偶然从朋友圈看到有人晒图，其获赠之物是一本书，书的扉页上签着作者的名字。出于一个爱书人的敏感，点开图来看，书名叫作《从六大茶山到紫禁城：清代普洱贡茶研究》。对于一个以茶为业，尤重普洱，且又嗜书成癖的人来讲，无疑是戳中了心头好。随即在网络上搜索，想着尽早下单购置，能够先睹为快，结果是新书尚未上架。

将这书的图片转发给两家专业从事茶书销售的商家，商请其与出版社联系购买，亦未获结果。转念一想，既然晒书者能够获赠作者赠书，说明其与作者或是相识。于是尝试向其求助，转托其向作者求购新书，然而未能获得回应。继而向可能与作者相识的友人联系，也没有音讯。这顿时令人心生好奇，究竟是何原因？一本书居然如此难以寻觅。无奈之下，只好时不时在网络上搜索，临近春节的时候，终于发现有一家售卖此书，于是第一时间就下单购买。或许卖书只是店主的副业，即便是我愿意出快递费，店主回复春节后才能发货，于是只好耐心等待。过了壬寅年正月十五，心心念念的新书总算是发到了，回想这充满波折的购书经历亦是颇觉有趣。

《从六大茶山到紫禁城：清代普洱贡茶研究》署名万秀锋、周正斌著，故宫出版社于辛丑年秋月出版发行。书的第一作者万秀锋为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统览目录，除绪论外，全书分为八章：第一章普洱茶的历史渊源，第二章清代的普洱贡茶制度，第三章清代的普洱贡茶，第四章清代普洱贡茶运输，第五章清代宫廷普洱茶保管机构，第六章普洱贡茶在宫廷中的使用，第七章普洱贡茶的影响，第八章对普洱贡茶产生深远影响的几位历史人物。

花费数日的时间，细细阅读全书后，令人深感收获颇丰，截止目前为止，本书毫无疑问是讲述清代普洱贡茶最为杰出的著作。极富吸引力的是第二章清代普洱贡茶制度，揭开了许多普洱贡茶的谜团。作者将清代的贡茶分为土贡和非土贡两类，土贡即贡茶区每年进贡的定额茶叶，非土贡包括节日进贡及一些临时性进贡。名义上土贡的茶叶是由地方官定期通过地方财政支出购买，非土贡的茶叶则由地方官个人出资购买。不难猜想，规定是一回事儿，实际情况则另当别论。在清代众多贡茶中，普洱茶晚出，但其重要性则无出左右者着，可说是风头无两。正如阮福《普洱茶记》所云：“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本书的作者选用一手档案资料进行了分析，自乾隆十九年至乾隆四十七年（1754—1782）30位官员进贡普洱茶的情况为案例进行考察。结果非常令人吃惊，不独是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任上担负有普洱贡茶事宜，即便是其调任他处后，依然在主动进贡普洱茶。就连相邻的贵州巡抚，以及湖北、湖南巡抚，都在进贡普洱茶。除却规定数额、频次的土贡，更多的是非土贡，也就是官员自发进贡普洱茶。就算是土贡动用云南地方财政支出，很难令人相信非土贡会是官员自掏腰包采买。既往令人困惑的疑团就此有了合理的解释，理论上是由云南地方政府出资一千两购置的土贡普洱茶，实际上所占贡茶数额的比例相当有限。更多是非土贡的普洱茶占了大头。加上各级官员层层加码盘剥，茶农负担犹如巍峨的六大茶山般沉重。这在文献、碑刻中都有无可辩驳的的佐证。

一切的缘由在于清廷对于普洱贡茶的需求量巨大，在普洱茶进贡进单上常见到“全收”的批语，其他贡茶则是“接收”或“驳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普洱贡茶在乾隆年间达到了全盛的时期。自雍正七年（1729）普洱贡茶伊始，终清一代，除因战乱的个别年份，普洱茶年年都有进贡。清帝对于普洱茶的嗜好，甚至延续到了小朝廷时期都未曾停止。

第三章清代的普洱贡茶同样引人瞩目。普洱贡茶的种类一直是引人关注的话题。经由档案与实物对照，规制内的普洱贡茶共八种名色，紧团茶五种：五斤重的大普茶，三斤重的中普茶，一斤重的小普茶，四两重的女儿茶，一两五钱重的蕊珠茶；散茶两种，芽茶与蕊茶；茶膏一种。书中有许多珍贵的照片属于首次公布，从图片可见，大普茶与中普茶都是用笋壳单独包装；一斤重的小普茶与四两重的女儿茶，都是五个一筒，笋壳包装；一两五钱重的蕊珠茶，则是十个一筒，笋壳包装。作者万秀锋研究员对贡茶实物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每种都测量了规格，分别称重后：大普茶，重2.5公斤；中普茶，加外包装重1.6公斤；小普茶，约重0.5公斤；女儿茶，重量为0.17公斤，约为三两半；蕊珠茶，重量为0.065公斤。作者特意指出，这些都考虑到了长期存放后茶叶重量的变化。作者尤为着重澄清：五种类型的紧团茶，故宫博物院都有保存。大普茶不只是坊间传说的只有两个，而是有数件。

书中宣称紧团茶出自普洱地方官办贡茶厂，遗存的大普茶实物笋壳外包装上有“和顺号周记”墨书字样，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私人茶号，难不成属于官督民办代工而成？

书中介绍：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普洱茶文物中有方茶与圆茶两种。一筒七子饼重2.5公斤克。一筒五片方茶重1.4公斤。从残破的部分可以看到每件茶饼都用纸包装，内飞中印有防伪印记。普洱当地商号的方茶与圆茶都是清末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宫廷的，属于小朝廷时期进入紫禁城的贡茶，仍然被纳入贡茶的范畴。

据公开资讯，浙江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藏有调拨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向质卿方茶，云南普洱市博物馆借展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有一整筒方茶。前者只有裸茶的图片，后者则是整筒笋壳包装。万秀锋著《从六大茶山到紫禁城：清代普洱贡茶研究》书中介绍，每片方茶都用纸包装，上有红色印记商标，并有相应图片。整筒圆茶图片，外包装笋壳隐约可见有墨书字迹。

书中介绍的贡茶散茶，作者给出了相应的实物照片，但声称尚且不能完全肯定。茶膏的介绍较为详细，规制与包装都很清晰。并声明并非由宫廷熬制，而是由云南普洱地方进贡而来。

书中宣称：清代宫廷茶叶实行“贵新贱陈”的使用原则。实际上，上贡的普洱并非一定就是新春茶，这在文献、碑刻中都有相应的记载。作者也注意到：从年初到年尾，几乎每个月都会有官员通过各种形式进贡普洱茶。从土产地起解至北京需耗时110天，据常理推算，年初进贡的普洱，则很有可能是上年的存货。书中所列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四月间云南总督富纲、贵州巡抚冯光熊、云南巡抚费淳进贡的普洱当属这种情况。完全选用当年新春茶进贡，于情于理都是行不通的。

身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作者万秀锋采用学术研究的方法使得本书的成果具有相当高的公信力。但并非属于完美无缺，其在书写普洱茶历史渊源的篇章中，直接以后出的普洱茶概念上推至唐宋时期仍有可资商榷之处。在引述早年云南乡土学者所出普洱茶二手成果时，存在有不够审慎的地方，举例如易武永安桥碑记、新建漫撒石屏会馆碑记等引文存在明显舛误。以书中所述，万秀锋研究员似乎只到过澜沧县景迈山，其中一处还将其误记为临沧县。倘若能够亲历六大茶山，举凡实地考察过易武茶文化博物馆、倚邦贡茶历史博物馆等馆藏文物，即可免除引述二手文献的不足，亦能充分利用丰富的文物作为例证。

作者对于普洱茶加工工艺流程的了解犹嫌不足，是故会出现失当的判断：“负责管理六大茶山的当地官员收取鲜茶后运至思茅官茶局，由官茶局按照贡茶工艺将鲜叶制成干茶后送往普洱府。”对照本书前文所述：“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从茶山到普洱‘数十里至千余里’，要走很长的时间，经月往来，绝非虚言。”足证这有不么不切实际。

瑕不掩瑜，整体上来看，《从六大茶山到紫禁城：清代普洱贡茶研究》一书的学术成就仍然是毋庸置疑的。放在当下数以千计的普洱类茶书中，仍然是鲜见的杰出著作。为深度探究普洱茶文化作出了表率作用。期冀作者能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面世，并期望能有更多热爱普洱茶的人们能够阅读本书。一杯香醇的普洱茶，一本引人入胜的好书，相信能够给人以身心的滋养。

作者：马哲峰，图文来源：行知茶文化讲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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