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鸟语茶香，作者任维东

一个多年走南闯北的资深记者，边走边拍，用自己拍摄的第一手图片、视频和写下的文字，与您分享我心中多姿多彩的祖国和世界！

多年前，当我捧读陈椽老先生的《茶叶通史》时，就在想什么时候能有一本《云南茶叶通史》就好了。

为何这样讲？如今，人们都知道茶源于中国，中国的茶文化古老而博大，但是茶界以外的许多人至今仍然不了解“茶树主要原产地在云南”这样一个茶之基本事实。

如果查阅古代历朝历代浩如烟海的史料，很难发现其中有关于云南产茶的记载。虽然，个中原因极为复杂，但对以茶文化影响世界的中国、对茶树原产地云南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时光如梭。一眨眼，牛年接近尾声，虎年正在向我们招手。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作为2022开年读的第一本书—《云南茶史》，我认真读完后感慨良多。书的作者是云南茶文化界的知名大咖蒋文中先生。

认识文中先生时间不长，但印象颇深。那是2021年7月10日西南林业大学举办的“首届云之南茶文化研讨会”上。会前，我与他还不认识。那天上午，我应邀在研讨会上做了一个“从云南看茶文化传播”的主题演讲；中午正在校食堂吃自助餐时，老朋友郑晓云教授忽然带一人走到我面前引见，我与文中先生这才认识。文中先生夸我上午的演讲好、研究得深，我向他表示了感谢。那时，我还从未读过他写的任何一本专著。

下午，会议休息间隙，文中先生又过来与我交谈。

当我们聊起都是七九级大学生、都是同年生人属虎时，相互间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共同语言和共同话题也自然多了起来。特别是我们都喜欢普洱茶，也都喜欢茶文化，这让我们共同探讨的内容就更加丰富多彩。

本以为这样一次礼貌的交流，会随着会议结束如往昔类似的经历一样就此划上句号。

孰料，此后文中先生数度邀我品茶，并陆续送我几本他已经出版的专著，有《爱随茶香》、《茶马古道研究》、《云茶史志辑考》，这让我对他的治学与为人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他与普洱茶的一些机缘奇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去年底的一天，我得知他的《云南茶史》一书已经脱稿，准备交出版社付印时，便表示希望他大作出版之际能送我一部，不想这反而给我“惹”来了一桩让我为难的事。他当即提出请我为他的这部专著写序。我想，或许是文中先生注意到了我这些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些关于云南茶文化、云南茶产业文章的缘故。

我连忙推辞。我跟他讲，我大学是念中文的，现在干的又是新闻，不是学历史的，加之我对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云南的茶叶史研究十分欠缺，怎好给这样一部学术专著写序呢？但他一再恳请我为此做序。盛情难却，也考虑到近些年我为了写《洱海传》对云南古代历史下了点小功夫，于是，我便答应勉为其难。

细说起来，我对云南茶叶问题的兴趣缘起于上世纪的90年代。当时，我作为人民日报派驻云南的记者，时常到滇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采访当地的脱贫问题。那时候，谁又能想得到这漫山遍野、见惯不惊的茶叶竟然能成为让他们摆脱贫穷的“金叶子”呢？包括普洱茶在内的云南茶叶，当时远没有今天这样值钱，大都一两块、几块钱一斤，所以那些地方的布朗族、哈尼族、基诺族、拉祜族、佤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仍然十分贫穷。后来随着普洱茶的崛起，正是茶叶改变了那里的落后面貌。

每当我近些年为了报道云南的脱贫攻坚问题，常常到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保山等地茶山调查茶产业为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脱贫所做的重要贡献时，我就深深感到茶叶这样一片树叶所产生的神奇而巨大的作用，也常常想深挖茶叶背后的历史文化，痛感学界至今还缺乏一部关于专门写云南茶叶通史的专著。

令人欣慰的是，时至今日，幸有文中先生挺身而出，为大家、为社会奉献了这样一部急时代之所需的茶史著作。

《云南茶史》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确实是一部分量不轻、字数不少的学术专著。这是一部关于云南茶叶发生发展通史性专著。蒋文中先生从茶叶在远古时候的利用，一直写到当代的今天，时间跨度很长，所牵涉的史料很多。工作量之大，困难之多非常人所能想象。最值得称道的是，它填补了云南茶叶通史研究出版的一个空白。

在我国古代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云南一直被中原主流文化视为遥不可及的“蛮夷落后之地”“化外之邦”。与中原、沿海等地区相比，历代的历史文献里有关云南的记载本就缺乏，这其中关于云南茶叶的史料更是少之又少。

虽然远古时炎帝神农氏就发现利用了茶叶，但直到唐宋时期才形成举国上下的“饮茶之风”，茶文化这时也才开始在西安、开封、洛阳、杭州、徽州、建瓯、泉州、广州等中原及沿海一带大规模地传播开来。

奇怪的是，那个时候的古人虽然好饮茶，却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以为只有浙江安徽福建一带产茶，并不知道茶叶最早源出云南，所以史料中鲜有关于云南茶叶的记载，间或偶尔有之也多为片言只语，且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者居多。

原因何在？交通的阻隔起了严重的封闭作用。清朝光绪年间由官办的云南课史馆编撰的《全滇纪要》，在讲述普洱府（这里是云南普洱茶主产区）时有句话很形象：“秦汉以后不通中国”。

著名普洱茶文化研究者蒋文中研究员，十年磨一剑，终成大作。《云南茶史》提供了从茶看云南的崭新视觉，是云南茶文化的新表达。

正是由于云南与中原内地相距太过遥远，且有重重高山险峰与激流滚滚的江河所构成的天堑阻挡，才使得历代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统辖一直是“鞭长莫及”和“心有余而力不足”。秦朝开凿“五尺道”，原本想打通中原到云南的通道，可惜很难。古滇国、南诏国、大理国这些地方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割据一方，更是说明了交通的封闭成了他们自我保护的一道天然屏障，所以云南和内地互不了解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种封闭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元朝才开始有了较大的改变。

到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亲率蒙古铁骑，灭掉了割据云南数百年的大理国，同时一改北宋不敢染指云南的做法，把云南变为元朝的一个行省，以“武统”实现了云南与中央王朝的政令统一，但云南与内地的交通依然还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十分不便。

也正是因为这“难于上青天”的交通，极大地限制并阻碍了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与经贸往来和交流。所以，几千年来中原对云南了解很少很少，误解与谣传却很多很多。受到交通、植物学等因素的制约，不像如今这样有先进便捷的互联网通信技术，中原人不知云南有茶这一现象就很好理解了。

就连被尊为“茶圣”的唐人陆羽，也对此茫然无知。他在其影响力巨大的《茶经》中，把当时唐朝所辖的产茶区做了一个大致划分，分为八大产区。但是由于陆羽的时代局限和历史局限，他没有到过云南，自然不可能对云南的茶山做考察，其书中就很自然地缺失了云南茶叶的记录。

另外，我分析，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云南一带的地界上当时存在着一个势力不俗、敢与吐蕃联手和大唐对抗的南诏国。陆羽写《茶经》的时间为唐朝的上元初年（公元760年），皇帝是唐肃宗李亨，这是在李亨的爸爸唐玄宗发动唐军与南诏国的“天宝战争”后不久，双方处于敌对状态，作为唐帝国子民的陆羽很可能认为南诏国不应算在大唐地盘里，所以他丝毫没有在《茶经》中谈及云南茶叶。

目前见诸于史籍资料中，被学界公认最早最确切记载普洱茶乃至云南茶叶的史料当是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其中有这样简单的几句话：“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此文中的“银生”，经史学专家考证，指的是与唐王朝共存的南诏国下辖的银生节度，其治所就在今天普洱市的景东县城。该书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862年唐懿宗咸通三年，比陆羽的《茶经》要晚100年。不过，樊绰在书中对云南茶叶也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过多讲述。

依我浅见，崇山峻岭与“远在天边”所造成的交通障碍导致的“茶信息”不通是一大十分重要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云南铁路、公路、航空等基础设施日臻完善，特别是当代高科技手段互联网的出现，以往这种“茶信息”不通的状况，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近些年来，随着茶产业的飞速发展，云南茶文化研究风生水起，出版的茶书很多，但多偏重于普洱茶、红茶等常识性的介绍或者是某方面断代史的研究，总体上缺乏这样一部从古至今完整讲述云南茶叶历史的通史性研究专著。因此，《云南茶史》的写作与出版实乃应需而生，恰逢其时。

我特别注意到，作为一个几十年从事云南地方史研究的学者，文中先生从云南的实际出发，逐渐养成了在研究中尽可能地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学术品格。而这一优点恰恰是不少从事学术研究者所最需补上的短板。

从文献到文献、从资料再到资料，这在以往众多的学术研究中，是一个基本且常见的套路。这次，与其他人的学术专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文中先生在写《云南茶史》的时候，他打破固有的一些学术藩篱，走出书斋故纸堆，走出大城市，走进深山老林，把审阅史料和现实印证相结合，把理论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真正做到了把茶书写在茶山上，把茶文写在茶叶里。

为了实地考察茶马古道，他曾经一次用了近40天的时间，沿着当年马帮运茶进藏的山间小路，跋涉12000多公里，从茶乡版纳，走到西藏，直至尼泊尔，创造了自己一生中一次考察时间最久、线路最长、海拔最高、穿越雪山最多的纪录。

不仅如此，文中先生还长期坚持深入到云南边远山区的布朗族、哈尼族、傣族、基诺族、拉祜族、佤族等山寨，与各少数民族茶农广交朋友，实地调查云南茶叶的现状，亲自参与普洱茶的加工，甚至自己捐资帮助某山寨的少数民族群众建立茶叶合作社、发展茶叶生产。如此义举，早已经超出了做学问的范畴。这就使这本著作更加接地气，更有人文情怀，更加与云南茶业的实际相吻合，也更加不同凡响。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是先哲孟子早就教导我们的。在近20年的云南茶史研究中，文中先生在查阅了大量相关史料后，结合自己的实地田野调查，披沙拣金，做了许多分析与证伪，在本书中对一些似乎已经被众人视为“定论”“公论”的观点，不仅敢于质疑，还敢于坚持独立思考、亮出自己的新的学术观点。

比如，文中先生对樊绰在《蛮书》中“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提出了与一些史学专家不同的解释，他认为“银生城界诸山”作为南诏国开南节度使管辖界内的茶山，不仅指西双版纳一带的“六大茶山”，而且还应包括普洱及临沧等澜沧江中下游地区，因为这一地区同样是国际茶界公认的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心地带和普洱茶的主产区。

再有，“普洱本地本不产茶”是茶界长期流行至今的一个主流观点。清代阮福在其著名的《普洱茶记》中称“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他的这一说法为后人广为引用。而文中先生通过认真查阅能找到的各种史料，辅以去普洱市的实地考察，进行了重新考证，认为纯属一种误解，并提出古时候普洱茶之所以叫普洱茶，是与当地有一座“普洱山”有关。他这种勇于探求真理，不人云亦云、不迷信史料与权威的精神着实难能可贵。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先生对云南茶史的研究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为了跟风赶时髦。他说：“我们研究继承的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茶叶经济和历史文化，更是一份保护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茶文化遗产及弘扬民族精神的责任与使命。”

从他这些年的经历与已出版的著作中，人们能够深深感受到文中先生对茶文化的极端热爱与坚持。我在与他的几次茶叙中得知，早在2005年，长期在云南省社科院从事云南地方史研究的文中先生就已经有普洱茶方面的专著出版。

不过，人们并不知道，他的茶文化研究之路远非一帆风顺。至今，仍有个别人对他关于云南茶文化的研究表示质疑，甚至有人嘲讽他：“你一天到晚茶来茶去，一片小树叶能做出大文章吗？”

然而，为了“汲取云茶传统价值并探索云茶的现当代发展方向，为构建中国和云南茶史及茶文化在学界的话语体系贡献一份力量”，文中先生顶着压力与诸多困难，始终初心不改，甘于做冷板凳，乐于爬茶山，勤于著述，撰写、参编并出版了《中国普洱茶》《中华普洱茶文化百科》《古茶乡韵》《云南普洱茶春夏秋冬》《中国普洱茶百科全书》《云茶大典》《云南茶马古道研究》等，著述颇丰，为云茶产业的发展及茶文化传播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让人刮目相看的是，早在2008年11月，在广州由中国国际品牌协会、中国新闻传播中心举办的“2008年中国茶品牌‘陆羽奖’”活动中，蒋文中先生被评选为“中国陆羽奖首届国际十大杰出贡献茶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努力获得了社会的肯定。

正是凭着这样的情怀与坚守，嗜茶如命的文中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终于在云南茶文化研究领域闯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光明之路。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文中先生的一段感言：“茶如大地和人生的史诗，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如云南茶如此之古老，没有哪一个地域像云南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围绕着茶相依共融，没有哪一条路如茶马古道可唤起人们对这片高原大地如诗的吟诵！作为历史悠久的普洱茶文化不仅是云南，也是中国和全世界共同拥有的一笔宝贵的自然和文化遗产，深入发掘云茶历史文化价值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文中，文中，文如其名，果然能文且中！

目录

序

前言

绪论

云茶历史发展概述

云茶在中国乃至世界茶业中的地位及作用

云茶发展源流与区域茶文化形成

古代云南茶业

云南种茶业的开篇

元、明时期云茶的发展

清代云茶生产贸易的大发展

近现代云南茶业

普洱茶的外贸出口

帝国主义对云茶经济的掠夺

抗战中凤凰涅槃的云茶

当代云南茶业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云茶

改革开放厚积而薄发

一韵千年的跨世纪发展

调结构、育品牌、拓市场

实现千亿产值大业

茶与云南民族社会历史发展

茶与云南民族社会经济

茶与民族关系及边疆巩固

茶与多元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茶马古道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云茶大事记

后记

文︱任维东，资深传媒人，高级记者，原《光明日报》云南记者站站长。

图文转自茶业复兴，经授权爱普茶网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