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程先生

“人的一生很有意思，就像一个软件在存储程序一样。我从茶山走出来，最后又回到茶山去干（工作）；落脚到老年，又会来搞茶文化。”作为曾经谋划并推动过地方经济发展的政府官员、老字号传人、云南民族茶文化研究学者，李师程集三个身份于一身，但这三个身份都离不开一个“茶”字。

7月18日，初见李师程时，他梳着个大背头，戴着半包围式框架眼镜，看上去依旧英俊儒雅，精气神俱佳。在政府部门工作时，李师程的日常是围绕着普洱茶产业展开的，退休后，他的闲暇时间里也少不了普洱茶参与。嘬一口妻子亲手泡好的陈年普洱茶，提笔抄几段五言律千字文，或清代阮福的《普洱茶记》，成为李师程退休生活中最惬意的事。

生在茶山

1945年，李师程出生在勐腊县普洱茶古六大茶山之首易武的一个茶叶世家，名为“安乐号”。

李氏第十四代孙李祖培，字鸿宗，乾隆五十九年（1795年）生于石屏，是开创李氏种茶、制茶史的始祖。鸿宗的青少年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一个辉煌时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出口商品中茶叶占第一位，并占世界茶叶出口量的百分之八十。清政府在六大茶山实行改土归流后，易武划归普汧府并成为贡茶采办地，极大地刺激了当地茶叶生产。

易武安乐号门前的红灯笼

嘉庆年间鸿宗做生意到易武，看准茶叶发展的大好趋势，决心从事茶业。道光四年（1825年）鸿宗举家迁到易武，因易武街土地开发余地不大，就到离易武街五公里远的地方落户，并决心和易武街比试高低，故定名为易比。从道光四年开始，鸿宗一家用多年经商的积蓄一边选择易武正山的优良品种种茶，一边集资改庙宇、建学堂，用心治家、教子。

道光三十年鸿宗去世后，李师程的曾祖父——李开基就将茶叶事业继承下去，逐渐发展，办起了茶庄，取名“安乐号”。

李开基在发展家业的同时不忘求取功名。于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五年，历经乡试、会试，经学政选拔上报朝廷为贡士。却在赴考途中因病缺考殿试，朝廷授例贡进士，皇清敕授修职佐郎（监督采办贡茶、次七品）的职位。贡茶上贡后颇受好评，云南当地的布政使为了鼓励易武当地人制好贡茶，就奖励了当时制贡茶较好的三家人各一块“瑞贡天朝”的牌匾。这牌匾如今也成为了易武人做贡茶的一个历史依据。

“我们家族制茶，在我高祖那会儿达到了高峰，靠着茶叶，他在当地修建起了两大栋房子，但好景不长，这种盛况在我爷爷那辈出现了衰败，到我父亲那一代就只剩下些茶山了，全家人靠出租田地收取租金过日子，从此也就没有再生产、经营自家茶庄。”李师程后来从父亲李定伟口中得知，早年，他为谋生计曾为‘同庆号’代加工茶品，全程参与采茶制茶。

也正是父亲再次参与采茶制茶的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幼年的李师程。“从记事起，我就经常在家里的古茶园里玩耍，跟着大人们学习采茶制茶。”李师程回忆，早些年易武地区做茶法与今天有着很大的区别，最显著的地方在于：鲜叶分拣、分批杀青与渥堆过夜。

周重林易武第一次探望李师程先生

在过去，茶叶采摘回来，第一道程序不是摊凉，而是鲜叶分拣。茶工要把刚采摘下来的鲜叶按照抓头，也叫盖头（只有芽尖，没有叶子）、尖子（一芽一叶）、二梭（二叶三叶四叶）、金飞叶（黄片）分别装篓，分别杀青，分别揉捻，分别晒干，等到精制的时候，再按照一定的比例压制。

其中二梭与金飞叶在揉捻后有渥堆的环节，渥堆时间往往要过夜，超过8个小时，有点像制作甜白酒的“捂”这个环节。也因为有这道发酵程序，做出来的茶刺激性与苦涩度都降低了很多。颜色上会偏红一些。而今天这道程序完全不存在于普洱生茶的制作中。过去的古法，也很难按照今天生与熟的划分去定义。

李师程记忆中，小时候家人常做的有两款茶，第一款叫“盖头二梭”，第二款由他取名为“光绪古风”（后因被同行抢注，改为“开基古风”；后文统称“开基古风”）。

周重林于昆明探望李师程先生

“我们可以看见，现在市场上流通的老茶，它的茶芽也不全是很细小的芽，大多是一芽一叶的在外部，作‘盖头’，内里是较粗的茶，它们在内部形成网状，便于茶吸收氧气和陈化。早年按照‘盖头二梭’配比压制的茶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常说的大众茶。这种茶现在香港地区有个何姓商人也在花大力气做，每年花费一两千万收茶。我妹妹的茶庄里做的‘盖头二梭’也很好卖，每次都是刚做出就被抢购一空，很受欢迎，但制作这茶很费工，量也相对少。”李师程觉得，这种古法制茶的好处除了价格适中，便于茶叶陈化，还在于加工时区分了嫩叶和老叶的炒制温度，能较好地体现各类鲜叶的特点，充分发挥了工艺作用。

而“开基古风”这款茶，承先祖遗风，用传统工艺制作，属于晒青红茶。它的制法来源于李师程的一个堂哥：采摘后的鲜叶，带回家萎凋，接着放置在太阳光下杀青，揉捻，合堆发酵不超过一刻钟，之后再将其摊晾晒干即成。“小时候看着堂哥这样做，我不以为然，2004年，在易武茶业再度兴起时，我父亲李定伟带着我大妹李春仙办起了茶厂，恢复了安乐茶庄。茶庄恢复后，我回忆起了堂哥的制茶法，就这样把‘开基古风’这款茶恢复制作出来了。我记忆中小时候的两款茶，前者是作为一种古老的制茶工艺，要将它传承下去；后者是做为普洱茶的特色产品，把它恢复起来。”

“一个老字号不是说仅仅凭牌子上的那几个字就能成为老字号，而是一定要做出那个时代最高质量的产品才称得上是老字号，要对得起这块牌子就必须要好好干。”李师程说。

干在茶乡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和书写的。然而，某些人物在历史的发展中往往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人生有很多支柱，普洱茶产业和文化是我人生一根重要的支柱。”1969年李师程从云南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昆明的一处工厂当工人，因为在校期间入了党，通过不断学习和努力，到了厂里的党委工作，后经提拔又当上了昆明市秘书长副书记，1991年末，省委又任命其去思茅（今普洱）任地委书记。期间，他成功地组织实施了省委建设茶叶基地的计划，先后于1993年、1995年倡导组织举办了第一届、第二届中国普洱茶叶节暨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成为中国普洱茶文化的倡导人，为弘扬普洱茶文化，振兴普洱茶产业做了积极的贡献，在中国茶叶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普洱茶文化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大发展，而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云南省，当时迫切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钱从哪里来？人住何处去？

“除了这‘一节两会’（中国普洱茶叶节、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古茶山保护研讨会），我还带领当地群众种植了50万亩的台地茶。”李师程说，当时决定在思茅干这两件事，主要是因为当年思茅地区非常贫困，整个地区十个县市的财政收入不足一个亿，“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千万，就连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发的工资都是我们向省里要的，每月去要一次，常年如此。”

“且思茅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较多，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技术，但有一个方面是共通的，那就是村村寨寨都有茶，大家也都会做茶。我就想，茶这种经济作物，既不需要很高的技术，也不要很大投资，最适合在思茅地区推广种植。而要在当地发展普洱茶那就得先把云南普洱茶这个牌子给打起来，为文化复兴，这也就出现了后来我们举办的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李师程说，当年的研讨会解决了几个问题：

李师程于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第一，当时人们对“世界茶叶原产地在哪里”这一问题有很大争议，比较多的一个说法是源头在印度，另一个说法是说在中国，但这需要拿出证据，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研讨会让专家研究三棵树，第一棵是镇沅千家寨2700年的野生茶树，第二棵澜沧邦崴的千年茶树，这是一棵过渡型茶树，第三棵是景迈山万亩古茶园里的种植型茶树。各国专家通过研究茶树染色体对称性（染色体对称性越差的茶树越古老，对称性越好的茶树年代也就越近）得出一个结论：澜沧邦崴过渡型茶树比印度最古老的阿萨姆茶还要老。进而也就得确定了茶叶的原产地是中国，中心地带则位于澜沧江中下游地带。

“当时台湾地区很多专家也是第一次到内地，当他们看到邦崴千年的过渡性古茶树时很是激动，有人就说‘我们崇拜普洱茶，但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今天找到它的根了。’更有人当场掏出从台湾带来的普洱老茶，在树下冲泡，供奉茶树。”李师程说，研讨会的举办还促进了几乎丢失的易武七子饼茶传统工艺的恢复。

第二，确认了茶叶分为野生型、过渡型和种植型三种。其中，当年在景迈山的一片古茶园如今得以保留下来还与李师程有关，“当时有个常年游走在茶山，对茶很热心的退休老同志对我讲，他发现景迈山上有一片非常大的茶园，因为产量低，且难采摘，当地有群众想要把古茶树砍掉替代栽种高产的台地茶。据他所说，当时山下惠民茶厂的台地茶一亩可以摘两三百公斤的鲜叶，而山上的古树茶一亩才能摘得二三十公斤鲜叶，老百姓觉得差距过大，想要替换种植，提高收入。得知此消息后，我就召集地级领导到景迈开了一个现场会议，并当即让县长在县里立了一个法，将景迈山（古茶树资源）保护起来。”正是有了当年奠定下的良好基础，如今，普洱景迈山古茶园已经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古茶树是稀缺资源，需要保护；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台地茶的作用也不可小觑。“现在思茅（普洱）有50万亩台地茶就是我在任的那个时期牵头种下的。台地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属于正确的种茶方向，因为它的产量高，速生密植，四年长成就可采摘，这对当时云南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现在我们对台地茶不能有偏见，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能忽视和否定它。而随着供给侧改革，人们对茶叶的需求也发生了改变，生态、有机成为了趋势，这就需要对茶园进行改造，以适应现在的需求。”

从现在来看，1993年，第一届中国普洱茶叶节暨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振兴普洱茶产业做了积极的贡献，然而，对于决定是否在思茅办研讨会的决策者李师程来说，当时的压力非常之大。

“那个时候要在一个地区（现在是普洱市）办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国际问题’是件大事，需要审批，当时处于解放思想阶段，报上去只要上级不直接说不能干，我们就把它当做能干去干；其次，我们办的是国际学术研讨会，需要有不同国家的专家参与，但邀请外国嘉宾也是一个问题，好在我们联系上陈文华，他办了个世界性的《农业考古》杂志，杂志内有很多专家的联系方式，我们就通过他解决了嘉宾邀请问题。嘉宾邀请有着落了，那就要解决接待问题，而当时思茅当地只有简陋的招待所能提供住宿、每日飞机仅有一两班、全地区只有四部可拨打的电话……在基础条件上就不达标，城市形象也需要有大量资金来整改提升。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呢？”

为振兴中国茶文化而奋斗——陈文华

为解决资金问题，李师程想了个办法——运输“边贸车”。“当时为把缅甸佤邦车运进来，我们在边境的稀泥路上铺设了很多的木板，让后通过人力将车拉入国内。为一辆边贸车办一个执照，我们当地可以收取两三千元的手续费，通过一万多辆边贸车的运输和手续办理，我们就有了两三千万的收入，而这笔收入的大头上交国家，留下的一部分就用于办茶叶节。”后来有人向上级部门反映，李师程他们的这种行为是在“走私车”，属于违法行为，好在经国家总理实地走访，了解实际情况后，将其归为“边贸车”，不予当事责任人处分。

李师程在思茅（普洱）就职7年，当地的茶叶价格从1991年的每公斤3~4元，提升到了1998年的每公斤20~40元；茶企方面，龙生茶业、牛洛河茶业这样的本地茶企在李师程调回昆明任职时已初具规模。1992年省委发的一号文件中也对思茅地区关于绿色企业发展走出了一条“三结合一体化”的路子，作了充分肯定（“三结合”是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科技与经济结合；“一体化”是农工商贸易一体化）。

但要知道，通过茶产业让一个城市发生这样的转变极其不易。早在李师程刚到思茅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发展茶产业，而是发展烟草产业和咖啡产业，“我在昆明待过，知道烟草很挣钱，但当时省里答复说，思茅雨季长、雨水较多，不适合种烟，只适合种茶，但我后来还是决定先少部分种植试试，结果证明种烟也成功了，但仅限于北面的景东、墨江、镇沅等地；而咖啡属于园艺作物，非常容易生钻心虫，技术要求高，在当时来说不好种养。”而长远来看，当年思茅地区种植的烤烟、咖啡等作物，直至今天也仍旧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利好作用。

用民族文化打造云茶品牌

细看云南普洱茶发展的每个重要节点，几乎都能从中找到李师程参与留下的印记。

“在担任云南省政协文史委主任时，我发现文史委对全省的文化历史已经梳理得很多、很好了，但在茶文化方面却还存在缺陷，后来有机会我们于2005年正式挂牌成立了云南民族茶文化研究会，至今已有14个年头，期间编撰了《云茶大典》一书、承办了《普洱茶·春夏秋冬》杂志……”李师程回忆起当年成立“云南民族茶文化研究会”的初衷时，感慨颇深。他认为，盛世兴茶，历史上普洱府曾打造了“普洱茶贡茶”，这是闻名全国的“普洱茶品牌”，如今，我们又逢盛世，完全可以用云南民族文化，打造云茶的中国品牌和世界品牌，特别是普洱茶的中国品牌和世界品牌。

“云茶产业的迅猛发展，需要我们用全新的视野来关照云南的民族文化，挖掘、整理我们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现我们民族文化的新元素，为云茶产业（包括正在兴盛的普洱茶产业）注入新的生机。”李师程说。

“作为曾经谋划并推动过地方经济发展的政府官员，我对云南茶产业健康发展寄予厚望；作为云南民族茶文化研究的学者，我被民族茶文化的无穷魅力深深感染；作为易武‘安乐’老茶号的第四代传人，我对所有的‘老字号’情有独钟。”——“历史的误会”让对天体物理感兴趣的李师程，将兴趣转向了茶产业，从此埋头深耕。如今，74岁的他还给自己的老年生活安排了个任务，“我想趁着这几年在家没什么事，把普洱茶的四十二功效整理出来，写成长卷，（我）现在虽然不方便出门，但在家也得力所能及地为这个行业做些事。”

文|王娜，茶业复兴编辑。图文来源：茶业复兴，经授权爱普茶网https://www.ipucha.com/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