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红逸话》第二回:胡元龙仿宁红试制红茶,余干臣遭罢官开设茶号
书接上回,提及祁门红茶,必然绕不开两个人,一曰胡元龙,二曰余干臣,一个是辞官归隐、年方弱冠的清朝武官,一个是萧索失意、革职回乡的税务大吏。咱们先来说一说他们和祁门红茶的传奇故事。
胡元龙,祁门南乡平里镇贵溪人。
自幼饱读经史,习拳练武,年方弱冠便以文武全才闻名乡里,被清政府授予世袭把总一职,类似今天的公安局长,属吃皇粮一族,在一般人看来,这是走上了一条仕途的金光大道。
偏他不按套路出牌,认为“书可读,官不可做”,居然辞去把总职务,转而从商,立志实业救国。
他带领长工,在祁门贵溪村李村坞深山,兴植茶树,筑五间土房,栽四株桂树,谓之“培桂山房”,面积五千余亩。
咸丰初,闻红茶走俏,他审时度势,着手试制祁红,后因太平军起义,商路受阻,贸易中断,被迫夭折。
胡元龙故居(原名大夫第,“一府六县”式建筑,现仅存一间)
光绪初,见祁门茶滞销,他决定东山再起还干红茶,自筹资金6万银圆,从江西宁州重金聘来宁红制茶师傅,开设日顺茶厂,试制红茶成功,运售汉口,销路顿开。
俄、英等国茶商争相抢购,产量逐年增长,由此带动全村跟风,崛起茶号6家,年产干茶2万多斤,成为远近闻名的专业村。
此后,祁红制作技艺便扩散到整个祁门茶区,胡元龙亲往各乡教导园户,数年间祁红一鸣惊人,跻身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首,荣耀穿越至今。
被藤蔓和菜园掩映的故居外墙,一派斑驳
“垦荒山千亩,遍植茶竹松杉而备国家之用;筑土屋五间,广藏诗书末耜以供儿孙读耕。”
这是胡元龙曾经手书的对联,浸含了旧时最典型徽商的家国情怀:为国之用与耕读传家。有张弛,有进退;有一屋,有天下。
就像温和醇厚的祁门红茶一样。
不知是不是历史的巧合,同年,曾在福建做官的黟县人余干臣,用祁门绿茶仿“闽红”的制法,也试制红茶获得成功。
而这要回到一百四十年前,那个春寒料峭的三月。
一个萧索失意、被革职贬回原藉的官吏,带着一个随从,挑着行李,黯然的踏上了回乡之路。
子曾经曰过,人生,任何的遭遇和磨难,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余老兄遭人陷害被迫革职这样的倒霉事儿,却成全了茶界的一桩传奇美谈。
他来到至德县(今东至)的尧渡街,这是进入故乡安徽皖南的第一个县城。近乡情怯的他却并未直接归乡,而是在靠近击壤桥边的下街头,租了一幢两进三开间的老派民居,开起了茶庄。
东至县尧渡镇,相传余干臣在这里试制红茶
尧渡街,相传是尧帝南渡之处。咸丰、同治年间,绿茶滞销,至德茶农开始招来粤商部分改制红茶,就近销往当时中国最热闹的红茶中心市场——汉口。可是福建的“闽红”,还没有人尝试生产过。
于是,他吩咐仆人,打扫一间干净的房间,摆上制茶工具,准备试制红茶新品种。
余干臣故居及余公家族古建筑群
他先是收购洪方、官港的红毛茶进行加工,后又收购湿坯,进行生产。余干臣先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操作,后来又吸收了福建小种红茶制造中的“熏焙”做法,将原来的“晒干”改为“烘干”。
这个改革是革命性的,他制作出来的新红茶,品质优良,香高味醇,乌润紧秀。那股从未品尝过的奇异的甘醇和甜香,从内心震撼了这个见多识广的税官。
不久,他悄悄派得力的学徒送了一批红茶到福州熟悉的茶行买办处,果然不出所料,他的茶叶同样震撼了那些行家,他得到了高出许多的回报。
余干臣仿照“闽红”,制作功夫红茶成功的消息,一时传遍尧渡街大街小巷,各路茶商纷至沓来,自此尧渡街茶商云集,热闹异常。
余干臣不是一个保守的传统徽商,他希望用所掌握的红茶技艺造福更多的桑梓故里。便在离闪里不远的历口镇又设了一个分茶庄,加大了红茶的产量和推广。
故居砖雕门罩,马头翘角,高墙封闭,依稀彰显着当年余干臣家境的殷实和祁红事业的辉煌。
“舍万物而化光”,如同一个开拓者,余干臣从山野间探寻出的优雅的祁门红茶,荫庇了故乡的水土和万世子孙。
人们因此尊称余干臣为“红茶之父”。
时至今日,依然有声音在争论,此二人谁才是真正的祁红第一人。
其实,无须过分纠结于如何“二取一”,比具体的一个创制者更为重要的是,那个时期的先贤们,顺应时势,在祁门这片生产好茶的土地上引入了红茶制法,发掘了祁门茶叶对于制作红茶的优秀适制性——工夫起、祁门香。
我们只需要记得,祁门红茶的创制,不是一两个人拍脑袋的结果,而是诸多茶业劳动者共同努力的结晶,就在1875,那个风雨飘摇,却充满探索和创造的一年。
彼时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在战争的打击和内外交困的国运下虽已衰落,但祁红的问世,又给徽州大地和中国的外销贸易带来了一线生机。这之后祁红又经历了哪些沉浮辗转?且听下回分解:办茶厂抵御觊觎,巴拿马载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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