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中国茶叶如烈火烹油，达到鼎盛时期：18世纪全球首富潘振承、19世纪全球首富伍秉鉴的祖上都是福建茶农，他们在广州十三行做茶叶贸易，将英国与俄国国库中的白银席卷一空。但茶叶史的下一篇章却是印度阿萨姆茶崛起，中国茶一再落败。原因似乎也摆在面前：英国人福钧偷走了中国茶叶。

据学者胡文辉考证，早在17世纪末，德国博物学家和医生A.雷克已从日本将茶籽带到爪哇，并培育成功；19世纪前期，荷兰人贾克布森六赴中国，最后一次更在清政府悬赏其首级的情形下，带回700万颗茶籽和15名工人，成就了爪哇的茶业。即便在英国人这边，在福钧的中国行之前近二十年，乔治·詹姆斯·高登、查理斯·加尔夫（传教士）就已得到总督威廉·班庭克的鼎力支持，赴华并购买到大批武夷山茶籽了。

中国茶引种巴西也存活了。

事实上，茶叶原产地就是中国，世界各地的茶叶几乎都是从中国引种出去的。那为什么英国的这次引种引起了这么大的影响？而且，东印度公司破产之后，立顿公司继续了英国茶行业的神话，并延续至今。

英国人福钧本是植物学家，从他写的《两访中国茶乡》中可以看出他对茶的了解。他澄清了林奈在植物学分类上的迷惑之处：绿茶与红茶是一种植物，区分它们的是不同工艺。他带走的武夷山品种与阿萨姆品种的嫁接是当时最高水平的农产品杰作。

即使是这样，任何人也很难接受阿萨姆红茶质量高于福建红茶这种判断。

实际上，由于英国人喝的是奶茶，当气味芳香、味道隽永的福建红茶冲入牛奶并加糖以后，香气减弱，味道变淡，整体感觉就比不上以“浓强鲜”为特点的阿萨姆奶茶。但这不过是品种改良问题，对中国茶农来说，难度不大。

而福钧带走茶种，对中国茶叶的打击也很有限。他的打击其实在于他看到了中国绿茶生产的现场状况，并在1851年的世博会上公之于众：“工人们的双手全都被染成了蓝色。我禁不住想，要是那些绿茶饮用者看到这一场景，他们那特殊的偏好可能就会被纠正过来——要我说的话，他们的口味因此就会更纯正。”

这些细粉是染色剂，被他带回英国分析后，其中有普鲁士蓝等毒性很大的化学产品。

这应该是对中国茶打击最大的新闻。从此之后，英国人不再喝中国绿茶。

那么，是因为中国茶农在全世界最没有职业道德吗？

1903年12月，东文学社日籍教师25岁的船津输助在宣武门外的住所里写下日记：“普通人大多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在城门内、屋檐下等处寄居，其中尤下等者以乞食为生，严冬时节仍然衣不蔽体，往往冻死。因而此处强盗、小偷甚多。但在不洁的人群中，又可以看到身着青色或红色锦绣、外裹貂皮、全身上下价值数百金极为气派之人。只要在市中心稍微走一走，就能感觉到这种贫富差距。”

如此格局之下，农民的生存得不到保证，哪里谈得上农产品的质量？进一步说，哪里有什么批量生产的商品质量？

船津发现北京市井“赝品甚多，玉器虽随处可见，但大部分都是假的”。

乾隆年间，朝鲜使臣洪大容在其《湛轩燕记》一书中记载，中国“茶品多种，青茶为最下常品。普洱茶都下最所珍赏，亦多假品”。

《大汗之国》中记载修士克路士在中国发现市场上有人“在鸡里面灌水或沙，以增加卖出的重量”。

据“中研院”陈慈玉的研究，红茶竞争也随即开始。1871年，印度当年出口英国的红茶是中国红茶的百分之十，1885年到一半，两年后到百分之八十。

在美国市场，日本茶在1908年压住中国茶，十年后达到中国的两倍。

英国渣打银行等势力在印度与日本投资，这意味着英国人不再只是购买者，而且成了制造者与输出者。这一方面培养了中国茶的对手，一方面也垄断了大量利润。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崛起，日本商人夺回精制茶商权，都算得上日本在国际贸易中的应对之策。

中国有应对能力的十三行商人已全部歇业，面对英国资本，中国小茶商的应对办法仅有一个：“粗制滥造”。不久之后，中国从茶叶出口国沦为茶叶进口国。

这与一百年前中国十三行巨商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博弈几十年的局面已相去甚远。那时，英国人对中国品牌深信不疑——价格虽贵，品质绝对世界第一。作为抵挡英国资本最犀利武器的中国品牌，此时已被清政府无端砸烂。

本文节选自图书《有茶气》，作者曾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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