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传为茶农讲授茶叶修剪知识，本图由邵鸿雁老师拍摄。

此次去普洱市景东县采访，在哀牢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美丽的杜鹃湖畔，遇到台湾茶人黄进传先生，我是没有准备的。开始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台商，最大的卖点就是恰巧把乌龙茶种得比全世界其他地方都高，种在海拔高达2500—2700米的杜鹃湖畔。

于是，我就试探地提起在普洱市种乌龙茶较早的几个人，说他们在99年就种了，是种“思茅乌龙茶”的先驱。“呵呵，想不到你还认识何老板、金老板，但我比他们还种得早，94年就在这里种了。”黄先生不无自豪的说。原来遇见种植“思茅乌龙茶”的第一人了，堪称此次景东之行的最大意外收获哈。本来想简单看看了解一下的我，就逮住了黄进传的半天时间，让他倒出从台湾到云南的二十年乌龙茶时光。

他像大多数台湾茶人一样，拥有极好的口才，在其绘声绘色的讲述下，我也打开了自己跟“思茅乌龙茶”的不解情缘……

台湾人的贡献：从“思茅乌龙茶”到“云南乌龙茶”

普洱市是个搞农业的宝地。原产于这里的普洱茶的品质与风光就不谈了，就是外来的咖啡也在这里长得很好，以“普洱咖啡”而驰名，成为云南小粒咖啡的最大种植基地与杰出代表。而说起“云南乌龙茶”的兴起，自然是绕不开台湾、泰国的一干早期布道者，他们早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在思茅地区（普洱市旧名）的群山中引进来自台湾、泰国、福建等地的优良品种，种植“思茅乌龙茶”。

如同在外来的雀巢公司的推动下，通过1988年起在思茅建立优质的咖啡基地，撑起了云南咖啡产业的天空一样，外来的台湾茶人在思茅深山里开辟优质的高山乌龙茶园，打响了“云南乌龙茶”的名气，成为继“云茶三驾马车”——绿茶、红茶、普洱茶之后最有潜质的一个新品类，在全省越来越多的茶区得到种植。这其中就包括近年来声名鹊起的大理州南涧县樱花乌龙茶园，人们在那里非常梦幻，分不清身处的是樱花公园还是茶园。

第一次听说，台湾人、泰国人在思茅种乌龙茶是在2002年，一位收咖啡原料的大户说，自己跟台湾籍贯的泰国人合作种乌龙茶，可以卖到几百元一公斤，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当时思茅的绿茶大部分卖十多元到三十元一公斤，能卖到一两百元的已经是极品中的极品了。2003年的时候，普洱茶刚开始热了，台湾茶人黄传芳来到思茅推广他的烘焙普洱茶，在他跟本地人合建的康提茶庄里，我见到康提的茶品体系里竟然有“思茅乌龙茶”这个品名。在思茅种乌龙茶虽然利润很高，但大都销往台湾，当作台湾高山乌龙茶出售。像黄传芳先生这样公然打思茅乌龙茶旗号的，是需要一点勇气和胆魄的。再后来，市面上卖“思茅乌龙茶”的多了，后来的后来“云南乌龙茶”的名气也跟着起来了。

这位种乌龙茶的黄进传先生，跟普洱茶界名气很大的台湾茶人黄传芳名字只有一个字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类似的人——布道者。在《普洱市场10年风云录》一文中我追忆了普洱市普洱茶兴起的那段历史，把黄传芳归为“普洱茶文化的早期布道者”。黄传芳于2002年甚至干过在思茅的大街上支个小摊卖大碗普洱茶，进行普洱茶文化的路演推广工作。不管你认为他是在大街上作秀也好，还是他真的是那种能接地气的推广者也好，反正黄氏的文化推广手法，总让人印象深刻，很有大师范儿。而黄进传就像一个修苦行的，躲进深山就是20年，每天孤独的带领一帮工人打理自己呕心沥血种植的茶园，独自守望自己一生的事业。

他来景东做茶是在1994年，是在云南最早种乌龙茶的，许多种得比他晚的，名气都起来了，而他在云南茶界没几个人知晓。他的那片茶园之美，堪比南涧樱花乌龙茶园，哀牢山的原始森林、美丽的杜鹃湖、中科院的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海拔高达2500—2700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不准外人随便进入，等等，都在彰显其的卓尔不凡，任何一个茶园只要拥有其中一项就足以笑傲茶之江湖了，而其将这些人间最美好的东西，悉数囊括，只能用“人间仙境，世外茶源”来形容了。他无疑是“世外茶源”的隐者，闭关二十年，在“云南乌龙茶”的修行道路上，伤痕累累，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为得是向世人展示高山乌龙茶的极致之美，与遗世而独立的风韵。

今天他第一次在媒体面前，打开孤独的心扉，谈起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自己在深山做茶的故事。

随着他的讲述，我才得知，他还是台湾七八十年代乌龙茶因创新运动而蓬勃兴起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如今许多流行的关于台湾茶的概念，比如高山茶、青心乌龙、生态茶等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兴起的，甚至今天我们疯狂追求的古树茶，也可以在那个年代找到影子。云南普洱茶这十年走过的当代复兴道路，台湾早在三十年前就走过，在很大程度上两者的兴起原因、历程、流行的概念都极为相似。一句话，不从台湾乌龙茶的黄金年代——七八十年代说起，也就很难理清今天的云南乌龙茶的发展脉络，甚至也很难说得清楚云南普洱茶在当代是如何发展的。请让我们进入黄先生的青葱岁月，去感受那个火热的年代，去打捞台茶的光辉岁月，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去感受其中有哪些历史的逻辑决定了今天云南乌龙茶的命运。

台湾乌龙茶发展的光辉岁月与工艺大变革

他出生在1960年，台湾台南县人，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子弟，曾祖父在台湾历史上有点名气，叔叔做的是茶叶贸易，从小就耳濡目染家里的长辈喝茶。当时，台湾人还比较贫困，乌龙茶一般人喝不起，作为难得的东西让老人喝，被称为“老人茶”。每当爷爷和父辈喝茶的时候，他和小伙伴们就在门外眼馋的守着，等长辈一走，他们就冲进去，端起茶杯就往嘴里灌，香气扑鼻，滋味醇厚甘鲜，满口生津，喝起来非常享受。也许是他忘不了来自童年舌尖上的记忆，大学毕业后他没有选择所学的专业，去跟海洋与轮船打交道，而是在1982年跑到南投县鹿谷乡的深山，就在盛产著名的“冻顶乌龙”的隔壁村子，跟同学的父亲，一个在台湾有点名气的制茶人学茶。也许是老天爷的有意安排，这一不务正业，让他赶上了台湾乌龙茶的最好时光。

台湾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种植乌龙茶了，茶种与制作工艺都是从福建传过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台湾的地理环境适合种茶，加上劳动力便宜，就成了著名的茶叶出口基地，向日本等国家出口红茶与乌龙茶。但是，到了70年代，台湾的茶叶遭遇严峻的挑战，因为通过五六十年代的快速发展，台湾的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工资水平大大提高了，各种费用也水涨船高，在台湾种茶不再具有成本优势，再加上1973年的全球石油危机，油价飙涨，使得运费剧增，这样就造成了台湾茶的出口急剧萎缩。以前，台湾出口最多的茶叶是红茶，年出口32万担。70年代，红茶衰落了，要找到新的热点，就大力扶持了乌龙茶。为了振兴台湾茶业，当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扶持茶农，比如台湾茶业改良场于1949年台湾光复后改组成立，在80年代就大力推广良种，1982年5月举办第一届制茶比赛，掀起了台湾茶农、茶人学习先进制茶技术与理念的热潮，推动了台湾茶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随着台湾的民众普遍告别温饱，开始追求更高级的消费体验时，一个巨大的茶叶内需市场被挖掘出来，以取代日渐萎缩的外销市场。这个市场，不以低价茶取胜，而比拼的是茶叶品质，好茶价格被炒得越来越高，但还供不应求。茶农的收入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家里有四五亩茶地的，光种受市场欢迎的高山茶，就可以住别墅，开宝马。总之，在那个年代，种茶、制茶与卖茶是件光荣的事。

“82年起，台湾行政院农委会举行了制茶技术比赛，作为一个制茶人，如果能把自己的得意的茶品拿去比赛切磋，得到冠军特等奖，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获奖者就有资格站出来批评别人的茶。获得特等奖，不但上台领奖，还将获奖茶叶装在瓷坛里，包上红布，贴封条，立刻用礼车专送总统府，民间戏称之为‘台湾贡茶’。一台斤（约600克）获冠军的茶，可卖新台币3万元，相当于今天的6000元人民币。在那个年代是天价，是普通家庭不敢想象的事，得了这个奖的人名利双收，从此就踏上了富有之路。”黄进传谈及当年的盛况说，“由于这项赛事是扶持茶农子弟的，要求家里有三亩茶地才能参赛，我家里没茶地，会做茶也不能参加。”

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黄进传，会做一点茶，早就跃跃欲试了，制茶比赛他只能看热闹，而不能施展身手，只好和几个年轻人一起做茶叶贸易，没有车开，把山里的茶叶用布口袋装好，用摩托车带到城里卖给茶行的老板。可是，他们做的茶经常不被茶行老板认可，甚至被赶出店门，说“你们这些小伙子，不懂就不要来搅乱呀，这个茶本来就是要这个烘培的味道。小孩子乱做，茶这么绿，有生青味，怎么能喝？”

“台湾早期延续福建的乌龙茶工艺，从70年代搞制茶大赛起才进行创新，走向了台湾茶自己的道路。台湾乌龙茶的变革，我们年轻人参与其中。以前，台湾乌龙茶要用人工重度炭焙，这样做出来的茶，虽然香，但找不到天然的香味。我们在茶厂做茶的时候，刚杀青，让你感受到来自大自然香味，经过烘焙后这股味道就不在了，它就转换为另一种烘培香。所以，我们这一批人追求一种原汁原味的理念，在茶厂里做轻度烘焙的实验，然后就把这种工艺创新的茶叶背到城里头来卖给那些老茶人。许多做茶老人很难接受这种离经叛道的做法，所以我们就享受到了被撵出来的礼遇。”

这样一来，台湾乌龙茶就出现了坚持重度烘焙的传统派与尝试轻度烘焙的创新派。创新派也叫高山茶派。高山茶派起名于高山茶，也就是说，让您感受到那种原汁原味，感受到在高山种出来的茶的一个记忆。

“经过人工重度烘培过的传统乌龙茶，青味比较淡，喝到的是碳香味，而我们做的茶比较青，老茶人接受不了。我们就干脆向老板介绍说，今天我们带给你喝的是‘青茶’。当初，我们还不知道大陆这边已经按工艺把茶分为六大类了，乌龙茶属于青茶类，而是误打误撞的就把创新的乌龙茶叫做‘青茶’，把传统重度烘焙的叫‘熟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从名称概念上强调，我们跟传统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呵呵，在他的讲述中，原来“熟茶”在台湾乌龙茶中也有。

作者：白马非马，来源：普洱中国网，本图文由“请上帝喝茶”授权爱普茶网ipucha.com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