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制茶机械

绝大多数人对范和钧在佛海的认知仅仅是1940年范担任了佛海茶厂厂长，在那做了几年茶，但范和均到佛海时其领受的任务要庞大复杂得多，如在佛海以及至车里、南峤进行币制改革、推行法币等。

1940年11月南峤县长张励辉向云南省民政厅和富滇新银行总行报告：当前车（车里，现景洪）、佛（佛海，现勐海）、南（南峤，现勐海县勐遮）推行法币失败，民众因货币纠纷拒售大米，以至佛海米源断绝，猪牛肉小菜均不上市，民食恐慌，华侨出走，情形异常严重。佛海县长梁宇皋到任未及一月，即出国外，一去数月，县里一切行政都交给了范和钧。范一会搞茶叶统制，一会又搞茶叶合作运销，引起民众鼎沸。

范和钧不是到佛海建厂制茶的吗，怎么会陷入到这样的险境中了？故事还得从1939年说起。

丨滇省货币丨

1939年4月1日，范和钧、张石城受省茶司委派前往佛海考察建厂事宜。4月10日到仰光。17日，范、张二人将一星期以来在仰光了解到的情况向省茶司经理郑鹤春作了汇报。其中提到建厂“资本要真银子，纸张没用。”就是说，在佛海建立茶厂的货币资金要“银子”而不能用“纸张”。

什么是银子，什么是纸张？在这里范和钧讲的银子是指半开银元，纸张是指新滇币与法币两种纸币。这三种货币当时云南都在使用。这就好像现在市场上有人拿地方政府铸的硬币在购物，有人拿着地方政府发行的纸币在购物，有人拿着中央政府发行的人民币在购物。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显然是不行的。但为什么会这样了？

这得讲一下云南当时的货币问题。云南的半开银元是晚清银元制度建立过程中的产物，即清政府所批准的银铸币中的２号银元。两枚2号银元换一枚1号银元，所以云南称为“半开”。半开银元成为近代云南流通中的主币，主要是在辛亥革命后至抗日战争前这一历史时期内。1911年，云南“重九光复”，建立了军都督府，并成立了地方金融核心机构——富滇银行。1912年，军都督府发布告示，明令富滇银行“发行各种纸币与银元，一律通用”，从而确立了银元本位，同时还有富滇银行发行的大量纸币充斥市场。在金融日益混乱的市场上，人们“宁要半开，不要纸币”。于是，半开越铸越多，流通愈来愈广，甚至越出省界，进入贵州、广西及四川的部分地区，云南遂成为半开之天下。1927年龙云取得云南政权后，确定“以半开银元为本位”，1932年，富滇新银行宣告成立，发行可以兑现的新滇币，规定半开两枚（一圆）为新滇币的单位，纸币与半开同时在市面流通。至此，“正式确立了以半开银币为单位的地方货币制度”。市面流通者唯富滇新银行的新滇币及半开现金矣。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半开银元和以半开为本位的新滇币在全省流通领域中已居于统治地位，使云南金融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法币”政策，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政府，为维护其独立的金融货币体系和半独立的政治地位，虽然不得不表示拥护，实际上却拖延，不执行。直到1937年春双方才达成协议，以新滇币作为法币的辅币与法币保持2：1的比率继续在云南流通。于是，新滇币借此与法币一样，成为不兑现的纸币。而原流通于市面的半开银元也借“白银国有”的名义，由富滇新银行进行收兑而开始退出流通领域。

虽然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政府达成了协议，半开退出流通，法币、滇币也不能兑换银元了，但范和钧要去的佛海一带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1939年4月22日晚，缅甸仰光。范和钧在李拂一（时任佛海县教育局长和省立佛海简易师范校长，建立佛海茶厂的倡议者）的陪同下与兴文银行（属云南省财政厅）的聂叙伦先生作了一番长谈，使他对佛海货币问题有了一定了解。在给郑鹤春汇报的第四号函中他描述了以下情况：佛海县一年输出的茶叶价值就达40万罗比（笔者注：罗比又称卢比、缅英属银行发行，缅甸、印度使用），大约合半开100万元。而车、佛、南需用的日用消费品，由外地运入，年需30万元。各种驮运费30万元，剩下的40万元都兑换成半开，被夷人埋入地下，以备来世用。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但我们去是用法币，这生意当然没法做，所以必须进行币制改革。车、佛、南的茶商需用半开，他们怎么弄到那么多的了？原来他们是这样交易的，在缅甸景栋售了茶得到罗比，用罗比在安南（越南）、暹罗（泰国）买日用品除自用外运往思普及滇西一带买卖。在这些地方收取半开又运往佛海。

佛海以至车里、南峤的少数民族和茶商在内外贸易中皆使用半开而不用纸币让范和钧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提出佛海设厂之事，在技术、制茶、运输等各方面无论如何困难，他都能想办法克服，但“佛海、车里、南峤币制不改，任何事业都无从办起，贸易将成绝路……佛厂永不能成立也。”怎么办？范和钧不是一个只会提出问题的人，毕竟留过洋，在上海等发达地区呆过，他提出了一个主意，在佛海办消费合作社。卖日用消费品给老百姓，收法币。这就可以让法币推行开来了。还没进佛海他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的主意。

5月7日，范和钧、张石城到了缅甸景栋孟艮。这儿与佛海毗邻，是佛海对外门户。在这个地方他又搞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使他对佛海的情况看得更透了。他研究了此地的日用品贸易。景栋有杂货铺21家，大部分是印度人开设，货物90%都是东洋货，其中以花布和雨伞为大宗。东洋花布大都销佛海，摆夷以其售茶及售樟脑所得之半开购去。范和钧搞清楚了车、佛、南的傣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需要什么，这使佛海服务社今后的经营有了方向。在景栋的调查还让他发现了推行法币的第二个问题：打洛海关，只收法币和半开，不收新滇币；佛海税局收新滇币和半开，不收法币。两家机构都特别喜欢收半开；县长征收的杂捐，只收半开，若缴纸币必百般刁难，对有权利者当然除外，老百姓则得挨着。这不是执法犯法吗？但收半开有着巨大的利益。官价二枚半开换新滇币一元，四枚半开换法币一元，而市面上二元半开就可换法币一元。收费收税收捐都是按官价收的，收半开可获差价一半，都落在了这些官吏私囊中了。

范和钧终于看到了半开问题的另一面——官府的问题。他提出了第二个解决办法，建立政府兑换所，公开对民众汇兑，破掉官员的利益链。

同时他还提出第三个办法。将国民政府在江浙统制茶叶运销办法在佛海实行。即不管官办和民间的一切茶叶运销活动皆纳入中央政府管制。这样在经济活动中也有了推行法币的手段。5月3日他在给吴觉农的一封长信中提到：统制运销问题“极希望中央政府贸易委员会富华公司亲自出马。”

至此，在范和钧还未进入佛海前他已经想到了推行法币的三策：一建立合作社对社会供应日用品、对民众收取法币；二建立官办汇兑机构打击官吏贪墨；三对茶叶运销实行统制，从经济活动上制约半开的使用。应该说范和钧是有相当的经济头脑，他不仅仅只是个茶人。但他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性还认识远远不够，对一个不断贬值的货币前景也不能把握。新的博弈即将拉开帷幕。

1939年5月27日，范和钧、张石城在李拂一先生的陪同下进入佛海，对佛海茶叶和社会经济情况实地调查，并开始试制茶。工作很有成效。10月，因吴觉农要到昆明了解销俄（苏联）的老茶，省茶司急电范和钧回昆，范于1939年11月回到昆明。富滇新银行行长、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省茶司董事长缪云台先生在昆明华山西路私宅设宴款待，作陪的还有省茶司经理郑鹤春先生。范详尽汇报了佛海考察情况。各方相谈甚欢。遂后，云南省政府、中茶公司和省茶司分别作出相应措施：1、建立佛海实验茶厂，任命范和钧为厂长；2、成立佛海服务社，范和钧任经理；3、撤佛海县长李毓茂，由梁宇皋接任；4富滇新银行佛海农村贷款办事处升格为分行，任命梁宇皋为富滇新银行佛海分行经理，后陪义为副经理兼佛海农村贷款办事处主任；5、富滇新银行景栋分行受佛海分行领导，经理罗汉配合佛海分行在车、佛、南推行法币；6、在佛海成立推行法币委员会范和钧为成员之一；7、在车、佛、南实行茶叶统制，凡运出茶叶必须有《中国茶叶公司内销茶叶出运证》，签发人为中国茶叶公司云南办事处主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云南分会主任委员郑鹤春和佛海分处主任张石城。建立佛海茶厂，推行币制改革的力度空前，范和钧提出的三策已完全实现，范和钧获得的权利远远大于同期顺宁茶厂的冯绍裘，各方对他寄予厚望，佛海的大戏开场了。（未完待续）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2017年1月刊

作者：李路，图文来源：普洱杂志，经授权爱普茶网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