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植物是沉默的，而这，或许属于植物的本性。但我们对植物，却不习惯如此，若如此，我们就等同于草木。面对植物，我们习惯喧嚣，习惯给它们命名，向对给任何植物命名一样。似乎只有如此，我们才对得起植物，也才对得起自己。

搜罗典籍，最早给云南植物命名的人似乎应该追溯到东汉时的班固先生，《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这位先生煞有介事地说了一句：“云南县有神鹿，能食毒草。”班先生没到过云南，这话显然是道听途说，但一句“毒草”，已能说明两千年前，中原人面对想象中的云南植物的神秘和恐惧。到了明代，云南植物对许多人来说已经不那么神秘和恐惧了，而是有了许多亲和与温暖。这得感谢嵩明人兰茂先生。这位精通医学、诗文、小说、音韵、军事的云南伟大布衣，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滇南本草》（明清时期，云南称“滇南”），第一次从药物学的角度，系统命名了云南植物。今日观之，这或许算云南古代植物学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公元1656年，也就是兰茂之后近二百年，来自波兰的传教士卜弥格在奥地利维也纳出版了他的彩版《中国植物志》，第一次在西方掀开了云南植物的神秘面纱，引起了很大轰动。同时，这部著作，也开始为云南学注入近代植物学的精神因子。不久之后，意大利罗马出版了有关中国的巨著《图说中国》。书中附有大量所谓“细致精准”的铜版画，并对所有画作详尽说明。这其中，有了云南的茶树图片和说明。再之后，十八十九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博物的兴致外加商业的利益，驱动西人乔治·弗雷斯特、弗兰克·金登·沃徳、洛克等植物猎人来到云南，对云南植物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盗猎。除去是否道德的因素不论，他们的活动，丰富了西方的植物谱系，也对云南植物王国进行了一次现代性的梳理和命名，堪称现代云南植物学的发端。从他们开始，云南的植物不再沉默，而是开始发出现代性的喧嚣。

但现代性云南植物学的真正开拓和巨大实绩的取得还是由中国科学家完成的。1932年，蔡希陶进入云南考察，采集植物标本上万种。1938年在黑龙潭创办了云南省第一个生物研究所——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1958年，蔡希陶在西双版纳的葫芦岛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园——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植物研究基地。正是由于蔡希陶的开拓性工作，完成了云南现代植物学的奠基工作。而其后继者们，如吴征镒先生，更是以云南为活动研究中心，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植物志》的编纂，为中国土地上的一草一木建立了户口本。他在这部历时45年完成的植物学巨著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他担任《中国植物志》第四任主编期间，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江苏植物研究所、西北植物研究所、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全套著作2/3以上的编研任务。此外，共同参与《中国植物志》编纂的张宏达先生，也多次到云南考察，在自己创造性的植物区系学的研究中确定了世界茶树起源于云南而非阿萨姆邦论断，成功地为“茶源中国说”正名。

以上三位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中国植物学家都和云南大地结下深厚的不解之缘，他们的努力，不仅奠定了云南现代植物学研究的根基，也奠定了中国现代植物学的根基，一举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人命名的历史。这不仅是对云南现代植物学的贡献，也是对中国现代植物学和世界现代植物学的贡献。当然，这不仅只是他们的功劳，也是云南植物王国的功劳。

作者：雷杰龙，图文来源：普洱杂志，经授权爱普茶网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