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茶悟人生

周重林访谈录

受访者：周重林

采访人：唐典范、吴铧裳、林心怡、吴镊裳

整理人：唐典范

时间：2021年9月23日19：00-20：00

地点：云南省昆明市雄达茶城猫猫书店

采访者：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大学文学院“百年中文口述史访谈”项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用口述的方式构建起属于云大中文的集体记忆，献给云大母校一份百年华诞礼物。今天，我们来到昆明市雄达茶城猫猫书店内，与一位中文系师兄对谈。他身上有诸多标签，是云大中文系学子，是一名学者，是一位茶文化爱好者，是猫猫书店的老板，还是昆明城市IP网络推荐官。他便是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周重林，周老师您好。来到猫猫书店，看见您正在开展“看见茶文化”的茶书主题展览相关工作，种类繁多的茶经将茶的文化变得可感可触。您曾说您对茶文化的研究在大学时期受到老师以及翠湖茶文化圈的影响，在此背景之下，希望您能对我们讲述走上茶文化研究道路原由与过程。能不能跟我们就当时选择中文系的原因进行分享？

猫猫书店内读书茶会（图片来源：吴镊裳提供）

周重林：我于98年入学。当时中文系隶属于人文学院，我们大一时上的是人文学院的课程，大二时自己来选择去哪个系，我选择了中文系。直到我们开始上课时我才发现，中文系是整个云大最大的一个系。那年有86个人选择中文系。

我对茶文化开始感兴趣是源于一位中文系名叫木霁弘的老师所作的一个关于茶马古道的研究课题。那时候我们学生在晚上熄灯之后，都要进行卧谈会，讨论中文系哪个老师有什么代表作之类，说到木霁弘老师时，就会提到他对于茶马古道的研究。第二天我就去园西路买了一本他写的书——《滇川藏大三角考察》。

那本书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得我对茶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同时，这本书在我们此次茶展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我毕业之后，一些人会疑惑云南大学直到现在也没有茶专业，为什么云南大学研究茶的人很多？且不仅限于中文系，历史系的很多老师也进行关于茶的研究，包括林文勋教授、林超民教授，他们自己就写过大量与茶有关的文章。可能这些老师现在并不从事相关专业的研究，但是喜欢喝茶的人很多。

采访者：在您大学阶段，有哪几位老师对您产生了深刻影响？能否请您讲一讲大学时期记忆深刻的事情？

周重林：与写作有关的几位老师，如：乔传藻老师、李生森老师、牛军老师，都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去年，我写的一本书获得了“云南十大好书”奖，去领奖的时候发现乔老师也在，乔老师今年已是80多岁的高龄，他退休也已20多年，我们两都很感慨，能够和学院中的老师一起去获得这个关于写作的奖项。我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很多写作经历和银杏文学社有关，我曾任银杏文学社的社长。

银杏文学社年表，周重林于2001-2002担任社长 图片来源：周重林提供

周重林老师主编的2000年6月《银杏》夏季刊（图片来源：周重林提供）

过去银杏文学社的发行物一直是期刊形式，后来我们把它改成了以报纸的形式发行，那时是20年前，正值报业的黄金时代。那时老师非常鼓励大家写作，我就积极地投稿，那个时候在中文系写稿的人并不多，我便主要向一些媒体投稿。采访者：现在银杏文学社办得也很不错，同学们写作的热情很高，我觉得写作对于中文系学生来说是一种天性。

《春城晚报》2022年9月1日A14版刊出云南大学银杏文学社诗歌小辑（图片来源：周彦颖提供）

采访者：那我们正好来聊聊您的写作，您之前在《翠湖边的饮茶人》一文中提到了您写的《两个云南大学》《云南大学：被遗忘与被损害的》两篇文章曾受到了当时校长的赞赏。您能具体和我们说说您当时写这两篇文章的背景和经过吗？

周重林：后来的几任云大的校领导都跟我讲过，他说云南大学有两篇著名的文章，一篇是施蛰存先生写的，另一篇就是我写的。我当时写的时候，民国热并没有开始，我只是表达了对西南联大的怀念。这两篇文章的基调是一样的，都是谈因为陈寅恪、钱钟书、刘文典这样一些人的存在，从而使我对那个时候的云南大学与翠湖片区充满了向往，

写刘文典的最好的一篇文章，出自云大中文系的老师张文勋先生之手，我入学的时候就是由张先生在大礼堂发表讲话。张先生的文章写得非常漂亮，尤其是他对那些老师的追忆，写得很美。我们经常会觉得现在的大学不比以前，其实是因为我们怀着一种惆怅感。我们那时候正处于1999年向2000年跨度的世纪末，它是意味着世纪性的跨越。以前的大学虽然很穷，但是人的精神很饱满，没想到我毕业很多年之后，西南联大、老云大又被人关注起来，这体现出人们对时代精神的向往。

采访者：确实是这样，现在我们这一代其实对西南联大时期都怀着一种很深的追忆之情。

周重林：我当时文章写完之后，中文系的很多老师都很欣慰。当时赵仲牧先生说，“我们云大还是有人的，这种文章都写得出来。”很多老师因为那篇文章想请我吃饭，校长也专门邀请我去他办公室一起吃午饭。我上大学的时候，云南大学举办过一次学术论文比赛，我得了一等奖，学校到处张贴红底大字报宣传。但是在我之前的还有一位97级的师兄（尚正灿），他的本科论文是有关诗学的，写了10万字，那个时候云大为了表扬他，给他颁特等奖。而我是一等奖，大概拿了1000块钱。我上大学的时候主要是靠稿费谋生，那个时候的绿色的汇款单经常寄到学校里来。很多学生、甚至一些老师都来请教我关于如何投稿、如何获得稿费的问题。我上大学的时候刚好是媒体黄金时代，我觉得受到了当时媒体氛围的影响，一种泛媒体式的写作对我影响很深，包括到现在我也做自媒体、做沙龙。我原来在云南大学做文学社社长的时候，每个星期都会请一位老师来做沙龙，分享他的见解；我现在也这样，每个星期都会举办读书茶会。其实我现在所做的事情跟我20年前在云南大学做的事情完全没有什么区别，这个我延续了20多年的习惯正是在大学养成的。我上大学时很活跃，所以跟老师有广泛的交往，老师们也非常愿意交朋友。毕业多年之后，我和那些老师仍然保持了很好的往来。

采访者：您也谈到您每周四会在书店开展线上线下同步的读书茶会。

中国政协报对周重林开展线上茶叶直播相关报道

采访者：您平时的阅读习惯是怎样的？有没有想要推荐给我们现在的中文系学子的书目呢？

周重林：几天前，我有一个朋友让我推荐一些诗话书给他，我就推荐了4本书，这4本书其实也非常适合中文系学生。第一本书是宇文所安写的《追忆》，我上大学的时候深受这本书的影响，那个时候的版本中，宇文所安还没有起中文名字，他叫斯蒂芬·欧文，我记得非常清楚。然后是叶嘉莹整理的《顾随诗词讲记》，写得非常好。这本书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带到现在都还在，翻得很烂了。还有一本书是赵翼的《瓯北诗话》。而最近几年浙江大学的老师江弱水写的《诗的八堂课》出版，这是一本很杰出的书。我上大学的时候，对学生来说书算是一个奢侈品，我们如果知道哪个书店在打折，经常骑着单车跑很远的路，把书成捆地拉回来。那个时候的学生宿舍，很多人的床码满了书，甚至一面墙都被占满。那时候中文系的很多学生，包括魏云、李续亮，大家聚在一起时都会问读了些什么新书，讨论一些新的思想。我现在每个星期读书也是如此，比如今年出版的很多书，我把老师请到我的直播间里面，请他跟大家分享他的书的内容，我们向他提一些问题、相互交流，这个习惯我一直保留着，而且它会成为我终身的一个习惯，进而也会影响带动周边的人，告诉他们阅读的确会让我们变得跟别人不太一样。我现在仍然保持着对诗的审美，我觉得中文系的人不一定会写作，但是他会有很好的审美，当他看到一些东西时，他能有自己的判断力，不会被一些庸俗的东西挟裹。现在很多人在生活中正是缺乏一种很好的审美，所以很容易陷入到洪流当中，从而变成一个跟众生一样的平平无奇的人。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芸芸众生，但总有一点不同的东西，于我而言，相对于别人的不同就是阅读带来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多读书。

采访者：您知道我们现在的大学生面临一个困境，就是作为个体的个性在消亡，所有人都像同质化了。您认为当代年轻人是要怎样面对这种困境呢？

周重林：今天大量的人在表达，表达方式都是视频、图像这种迹象化的、形象化的。如今手机太普遍了，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栋宿舍仅有一个公用电话，那时候的我们是抽象思维，希望通过文字来构建世界。像那个时候我在银杏文学社办过6期报纸，以此培养我的版面意识，培养我对新闻的判断，培养我开展活动的能力。换作今天，可能会变成微刊、公众号，当它更程序化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容易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的，但老师却很鼓励我。我还记得我98年第一次投稿的时候，稿子经常被毙，并没有刚开始投稿就成功。我们当时是将稿子放在信封里投递，在信封上贴不超过8分钱的邮票，因为贴两张就会亏。后来慢慢学会了用电子邮件投稿。那时候我骑着单车去找编辑，问老师能不能抽空看看我的稿子，那些老师一看突然有个人大老远来找自己，就将我的文章选入了《昆明日报》。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要带着自己的问题去找人，而且要努力去尝试，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很好的，大家都愿意帮年轻人，至少我在的那个时候所有老师很热情，愿意来用大量的时间来帮你来做这些事情，现在也是这样子，现在公众号、自媒体的空前的发达，其实可以自由很多。

云大的传统是写诗，其实我也写诗，但是我没有以诗歌的名义来行走，我还是用文章，原因是什么？因为诗歌是作为你自己内心十分看重的那部分。今天我们很多诗人的所作所为，使得诗歌变成了一种登龙术，大家都要通过诗歌来制造事件，使自己成名。在我成名后，再细看我的作品，我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我们要做自己认可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写过很多文章，我也写小说、写诗歌，为什么现在别人会把我定义在写茶，是因为这领域取得的成就远远大于其他领域。或许以后我在小说领域又获得了更多的呼声，其他人就会觉得原来小说家写的茶也蛮好的。你不知道在哪块领域里有收获，所以做很多事情都需要更勤勉地去做。

采访者：对您而言，茶道和治学之道有相通之处吗？

周重林：我写《翠湖边的饮茶人》，专门回忆了李埏先生。李埏先生当年在北师大的时候听过钱穆的课，但是他当时并不是钱穆的弟子，这就是大学的好处，大学都是公开课。后来李埏先生又回到了云南，报考西南联大，师从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很多学生回忆李埏先生，都会提起当年他在他家里授课，很多人听课是他家里面听的。他70多岁时开始做博士生导师，其中就包括今天的林文勋教授，而他指导的很多博士论文都是跟茶有关的。林超民老师当年在勐海茶厂当工人，李埏先生鼓励他要侧重于茶文化的研究，当然他更多侧重于经济史的角度。李埏先生指导过孙洪生写的一本茶叶经济的书叫《唐宋茶叶经济》，还指导了黄纯燕写了一本书叫《宋代茶法研究》。中文系内，木霁弘老师也是专门研究当下发生的茶叶贸易史。

而我可能更多的是从审美上研究茶叶，研究古代大量写茶的诗词，从中文系的角度来看就是诗歌鉴赏，而现在我做的研究叫茶的鉴赏，也就是审美的角度来看待饮茶的行为，它对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是这个事情现在做人太少。其实我所用的鉴赏方法也跟上大学的时候所用的不差多少，因为我也没有机会再去继续读研究生读博士，因此更多的时间我只能靠自我阅读以及实地考察这样的方法进行研究。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们都很热情地帮助我，对我产生了深深的影响。我最近也在进行一个围绕着翠湖边的饮茶人相关的课题。我写汪曾祺当年到过的茶馆，名为《汪曾祺笔下茶馆考》，我也写吴宓在昆明去过哪些地方喝茶，以及张充和、钱穆民国那一代人，他们在昆明留下了什么样的有关茶的印记，主要是从这些角度来写。这本书应该今年可以写完。

采访者：您认为中文系培养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学生？您在大学当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周重林：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审美。中文系要求读很多古诗词，当年我们上了一门课叫《历代文学作品选》。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其实当你读完了很多好的东西，你对不好的东西也自然就清楚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乔传藻老师说他看到有人看白话文的《聊斋志异》，他很生气，一个人上中文系的人怎么能够看白话本的呢？就像董桥说的那样，一个人读白话文是没有教养的表现。中文系告诉你历史上的才子有很多，第一是让你去追求可以比肩的人，第二是让你不要太骄傲。

我觉得总体来说就是培养一个审美。你要读很多书，我们原来读了很多大部头，我在想如果不是上大学的时候，其他时间也可能真读不下去，例如《红楼梦》这样的书。我知道很多人红楼梦只读过一个序言就没有读下去了，但是我自己上大学读完之后，我觉得很喜欢，就收藏了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我前段时间还重新读了《西游记》、《水浒传》。我原来也听说中文系不一定培养得出作家，但是他可以培养出一个人很高级的审美，这是中文系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后来有人说中文系需要培养写作的能力，但其实很多老师也不会写作，他可能与你交谈，看看别人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中文系也不是专门培养写作的，我现在把它总结为培养的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方法，它告诉你这个世上好东西是什么，古典主义是什么样的主义，浪漫主义是什么样的主义。有了这样的一种专业化的训练，对像我这样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是很有作用的，我也经常会遇到一些非专业、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其实两者之间有很大差别。有些人是天生的作家，不需要被培养，但是学者一定是后天的，没有人是生而有知的。

采访者：在百年校庆之际，您对云大中文系以及系内学子有什么样的寄语？

周重林：我觉得云大中文系很好，而且老师特别好，我原来写过一些关于云大中文系一些老师的故事，在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这些平台都发过。罗江文老师原来教我们，我毕业之后，曾在马路边遇到他，那时我正在等人，他刚好下班路过，他说，重林你怎么没有车？我说没有。他就把他的自行车就给我，自己走回去了。

选自云南大学文学院编辑，《云南大学银杏文学史社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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