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中国是不是茶树原产地有没有意义？这是许多人问过我的问题。或者说，英国人建立起来的茶叶认知，到底对中国茶冲击有多大？

2020年，在茶业复兴与小罐茶联合举办的“看见茶文化”茶书展期间，前来观展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秦朵朵指着3号展柜里的一张照片问我：“印度也有野生茶树？”

“有。而且最先宣称发现野生古茶树的，就是印度阿萨姆。”紧接着，我指着展柜的一本本书，一份份档案，为她讲了从印度阿萨姆开始的有关茶树原产地的争论，她没有想到，小小一片叶子，中国与英国居然争了上百年。我说，因为茶里蕴含着无数中国人割舍不下的情感。

这是2020年8月8日以来，我无数次讲解的一个场景，每个人听完古茶树的发展历史，都陷入了沉思。这种随意长在云南山间的植物，在上千年的历史，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

秦朵朵看到那张照片，来自一本出版于1912年的书，书名为ATea from Grower to Consumer（茶，从种植到贸易），作者是Ibbetson.A，书中的照片推测拍摄时间为1840年左右。

Ibbetson.A被中国茶界熟悉，是因为著名茶学家陈椽的论述，陈椽在其名著《茶业通史》里点了几位英国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著作，“英国少数学者为推销印度茶叶，肆意宣传茶树原产地为印度。如布来克（John H.Blake）在《茶商指南》里，易卜生（A.Ibbetson）在《茶》里，贝尔登（Samuel Baildon）在1877年出版的《阿萨姆的茶树》里，勃朗（EdithA.Browne）在1912年出版的《茶》里，都说中国不是茶树原产地。尤其是贝尔登坚持主张印度为原产地，认为中国和日本约在1200年前由印度输入茶树，企图贬低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地位。”

Ibbetson，A在书里所写没有陈椽所谓那般严重：“茶树的起源地究竟是中国还是临近的印度阿萨姆邦，还没有定论。支持茶树原产地是印度阿萨姆邦的主要论据是因为阿萨姆邦的茶树枝繁叶茂，而且很大，比天朝任何一个地方的茶树还要繁茂。也有持相反观点的认为中国才是茶树原产地，日本有一个传说讲到茶树的原产地应该是中国，而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个传说。”

布莱克（JOHN.H.BLAKE）在《茶商指南》（1903）里是这样说：“如果植物本身不能追溯到茶树起源于中国，中国人发明的茶的实用性就可以。”他还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是栽培茶和制茶的国家，所有产茶的国家都从中国人那里获取了茶叶的种子和知识”。

至于说被中国茶专家猛锤的Samuel Baildon，其大作《印度的茶叶》1877年出了初版后，一版再版，2012年还出了全新的版本，可谓长盛不衰。这本为印度茶背书的书里讲了一系列中国茶的坏话，主要论点是中国不具备好茶生长的自然气候与地理条件，茶种出现了退化，制茶工艺也不行，造假泛滥。

布莱克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茶农和加工者在过去无疑是茶叶种植和生产的老手，而在过去中国茶也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茶。但不幸的是中国人的守旧和自大导致了如今的局面。外因上，导致中国茶出口衰落的主要原因就是英国机械制茶带来的市场和价格的冲击。为了迎合白人买家的需求，中国人只能被迫用某种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比如降低采摘、加工成本，在运输过程中偷工减料，为了让劣质茶叶看上去和过去一样，甚至添加染料、弄虚作假。这样就只能让中国茶的声誉不断受损，需求不断减少。

自从印度种茶以来，中国茶的“劣迹斑斑”的形象也随着“世界语言”英语流传到全球，中国确实缺乏萨义德意义上的可以对标英国的一套话语体系。

比如植物分类学。

植物学分类创始人林奈（Carl von Linne）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最先完成茶树的分类，学名为Thea sinensis.L，其后林奈修订为Thea bohea与Theaviridis，意为红茶种与绿茶种，前者有六个花瓣，后者有九个花瓣。sinensis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中国有名的网站新浪，用的sina就出自这里，而L.就是林奈名字的缩写。为了鼓励大家参与植物分类工作，把自己的名字与植物捆绑在一起，是一种荣誉。

西方人一直以为红茶是一种，绿茶是一种，直到罗伯特·福琼从中国产茶一线发回报道，他们才明白红茶、绿茶不过是工艺不同导致。

Camellia最初是用来指在日本发现的红山茶，名字来自德国传教士Georg Joseph Kamel，林奈纪念他从远东带回300多种植物标本。

植物学之后有了茶属（Thea）与山茶属（Camellia）两个“属”。

林奈本人是一位反对自由贸易的人，他对英国人把真金白银话来买中国茶这件事非常不解，也就特别想看看茶树长啥样子。那个时候，并没有活的茶树被带回到瑞典，林奈等到的一个机会就是哥德堡号到中国的贸易。林奈教会了哥德堡号卡尔·埃克伯格（CarkGustafEkeberg）船长一些移栽植物的常识，1763年哥德堡号带回了一棵真正的茶树，也是欧洲出现的第一棵活着的茶树。他一激动，把这棵命名为CamelliaEkebergia。可惜事与愿违，欧洲的气候无法让茶树存活，林奈企图移栽茶树帮英国人省钱的计划也流产。

2006年，复刻版的哥德堡号来到广州，我执行主编的《普洱》创刊号主题就是哥德堡号，茶马古道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对接，令人热血澎湃。白天我们与瑞典国王坐在一起欢迎哥德堡号如期到来，晚上受邀去广州沙面的洋建筑喝从沉船里打捞上来的陈年旧茶。那是普洱茶大盛的一年，各种纪念哥德堡号的茶铺天盖地而来，而只有我知道，一个叫林奈的人与他命名茶种的事。而别人，只记得罗伯特·福琼。

茶树分类并非一帆风顺，即便是大神林奈，也被后来的植物学家革了命。

1844年，Masters将布鲁斯兄弟1823年以来在阿萨姆发现的大茶树命名为TheaAssamicaMasters，意为阿萨姆茶树。Masters是一位业余的植物学家，他是阿萨姆茶业公司的一名主管。

拉丁文学名是终生的，一旦确定就不能修改。所以尽管后来植物学家闵天禄多次强调Assamica并不意味着原产地，只是发现地，但植物学外的许多人还是不知就里。发现地命名法则，就是以植物首次被发现的地方，比如大理种，表示最先发现地是大理，但不意味着原产地在大理。

1881年，O.孔茨（O.Kuntze）在《植物属志修订》里主张合并茶属与山茶属，于是他把茶命名为：Camellia sinensis（L.）O.Kuntze。1950年，日本人北村四郎（Kitamura）经过研究后发现，阿萨姆茶树其实是中国茶树的变种，随即在《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杂志》将阿萨姆茶树命名为Camellia Sinensis VarAssamica（Masters） Kitamura”即“中国变种阿萨姆茶树”。

植物学家改来改去，把自己的名字不断加进去，导致学名越来越长，Camellia只能简写成“C.”。

我们简要了解下植物学的分类知识，这是一门完全西式的学科。在植物分类系统中，茶树属被子植物门（Angiospermae），被子植物是植物演化的最高级形态。被子植物下分双子叶植物纲（Dicotyledoneae），这是说开花植物的；传统上，开花植物被分成两个类别，一般称之为“双子叶植物”和“单子叶植物”，这些名称主要是来自观察双子叶植物大多有两个子叶，而单子叶植物大多只有一个而来。门后有纲，纲后有亚纲，有目，有科，有属，有种。既然是人为的分类，自然借鉴了人类社会学形态的一些法则，茶分类由大到小，之后有山茶目Theales，山茶科Theaceae，山茶属Camellia，山茶种Camellia sinensis（L．）O.Kuntze。

1958年，英国皇家植物园Robert J.Sealy教授出版了《山茶属植物修订》一书，把山茶属植物分成12个组，共82个原种。其中茶组分为茶C.sinensis（L.）O.Kuntze（包括C. sinensis var. sinensis、阿萨姆茶C. sinensisvar. assamica （Masters） Kitamura2个变种），滇缅茶C. irrawadiensis Barua，大理茶C. taliensis （W.W.Smith） Melchior，细柄茶C. gracilipes Merrillex Sealy和毛肋茶C. pubicosta Merrill5种2变种。

这是革命性的一次分类，后世对山茶属的分类都遵循Sealy的分类原则。Sealy之后，山茶属的分类完全由中国人完成，最著名的两位是张宏达与闵天禄。

1981年，张宏达（1914—2016）在其所著的《山茶属植物的系统研究》一书中，把山茶属分为4个亚属，19个组，198个原种。此后他又在1982年再次增加了一个种。1984年张宏达的分类英文版由美国TimberPress出版。随着中国许多原生山茶原种的发现，1996年张宏达再次调整了山茶亚属。1998年《中国植物志》第49卷第三分册出版，张宏达又一次修订了山茶属，列出4个亚属，18个组，238个原种。

《山茶属植物的系统研究》1981

《中国植物志》1988

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闵天禄（1937-2021）在1992年至1999年数次修订山茶属的基础上，2000年出版了《世界山茶属的研究》，他把山茶属订正为2个亚属，14个组，119个原种。闵天禄的研究思路，其实又回到了Sealy的分类原则之下。

《世界山茶属的研究》2000

现在的情况是，中国茶界用的是张宏达的分类，西方用的是闵天禄的分类，英文版的植物志，采纳就是闵天禄的研究成果。

本文仅在C.sinensis O.ktze模式下进行山茶属进行讨论。茶组定义的原种是，花多为白色，腋生，花柄长而粗壮，叶片可制茶叶。张宏达分类系统中本茶组共有32个原种，其中30个分布中国。闵天禄对这组改动非常大，只保留了12个原种。

张宏达将普洱茶与茶视为两个并列的种，而闵天禄则认为茶种有四个变种，普洱茶、茶、德宏茶与白毛茶。在处理“大理茶”时，早在1992年闵天禄便把张宏达1981分类的五柱茶、五苞茶、昌宁茶以及滇缅茶都统归入大理茶，1998年张宏达强调说，本原种茶含有咖啡因，而滇缅茶不含咖啡因，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其他组的不同意见，闵天禄与张宏达从1992年开始还有数次交锋，战场分别是《云南植物研究》和《中山大学学报》，有兴趣的可以自行查阅。

山茶属有着极大的经济价值，而茶又是世界著名饮料，值得争一争。

随后大家发现，张宏达把中国变种阿萨姆茶Camellia Sinensis Var Assamica （Masters） Kitamura（1950）已经改名为Camellia Assamica （Mast） Chang，即我们现在通常说的“普洱茶树”，这个chang就是张宏达本人。至此，大众能喝到的茶就被植物学家分为两种：Camellia Sinensis（L.）O.KTZE和Camellia Assamica（Mast） Chang。

普洱茶大热的时候，许多人把张宏达此举当做爱国主义表现，普洱茶主要的消费地广州大报《广州日报》亲切地把张宏达称为“普洱茶之父”，张宏达的传记作者也认同此点。张宏达因为《山茶属植物的系统研究》获得国家科委科学进步奖二等奖。而张宏达参编的《中国植物志》，则获得了中国国家最高荣誉——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其中49卷第3分册专门讲山茶属。

据张宏达的弟子叶创兴统计，在分类领域，张宏达对17个科进行过研究，但投入精力最多、研究最精到，产生最多成果的，还是山茶科。在这个科中，他建立了3个新属，命名了217个新种。张宏达对此的说法是，他对山茶属的兴趣由来已久，有秘藏Sealy的《山茶属植物修订》英文版。另一方面，新发现的山茶属标本一直雪花般飞向中山大学。

张宏达

现在的英汉词典里，Assamica对应就是普洱茶。

那么，张宏达是否就是第一个把Assamica命名成普洱茶的人呢？并非如此。

据刘宏飞考证，植物学家陈嵘（1888—1971）在其1937年出版的《中国树木分类学》一书的山茶属一章中就已经很明确地把阿萨姆茶（Var. assamica）命名为“普洱茶”：普洱茶（植物学名词审查本）T.sinensis，var.assamica，Pierre.（T.assamca，Mast.）叶长椭圆状披针形，先端涧尖。花一至四朵；萼片内部平滑无毛；花瓣七至九片；花柱仅顶端分离。

张天福（1910—2017）也在1945年编著的《茶作学·上册》（油印本）中，亦有所记载。吴志曾在1945年《农报》上写的《云南之茶业》介绍说：滇茶为大叶茶种，就植物分类学上言，当为茶树（Thea sinensis）中之一变种（Variety）普洱种（The asinensis var.assamica）者。其树为二三丈高之乔木，叶甚大，色淡绿，肉芽性强，含单宁丰富；惟其口品之色与味虽极相似，而芳香则远逊之。是否为滇省气壤之特殊影响所致，尚有待更详尽之研究。

1954年，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胡先骕（1894—1968）在高等学校教材《植物学分类简编》里，同样把assamica称为普洱茶，所以这可以说是植物学家的共识了。

陈嵘是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之一，1909—1913年在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林科学习。1923—192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安诺德树木园，研究树木学。

胡先骕是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创始人，他1912年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农业和植物学。

陈嵘与胡先骕是中国最早接受西式学科训练，并用“世界语”发声的中国人，他们的研究让中国融入世界。

同样，张宏达、闵天禄这些稍微晚近的学者，他们所做的努力同样是进军世界学术话语权的一种努力，今天看来他们已经大获全胜。还有其他语种的人对山茶属提出过异议吗？没有！在茶领域就更是如此。

2018年、2019年这两年间我们数次去拜访闵天禄先生，本意是去寻找“古茶树”的观念史，可是他听我们说了古茶树与古树茶的现状后，也是大大地吃惊，我们的“古”也太新了些。太近了反而看不清，事实也是如此，我们经历了普洱茶的高歌猛进，可谁又能说自己了解一切是如何发生又如何覆灭与再生？

我在这里梳理茶的观念史，无非就是想从智者那里寻找到陆羽所说的那种“有助神思”的东西。

张宏达书里接受了闵天禄的一些批评，而闵天禄也是非常赞同张宏达许多观点。把assamica命名成普洱茶这事，闵天禄也是赞同的。主要是理由是，他遍访英国各大标本馆的标本记录，并没有找到印度阿萨姆有发现野生普洱茶的记录，现在反而是云南大量发现野生茶。但闵天禄还是不赞同普洱茶独立成一个茶种，从大量的标本研究中，其营养体及花和果的特征与原变种相似，他还是主张普洱茶是茶的变种。

闵天禄

植物学家之间各有分类的标准与原则，尽管后来也有许多人也加入到这场植物学上分类运动，但创建体系何等难？大部分人不过是贡献了某些说法而已。就目前来说，完成体系构建并获得广为传播的，只有张宏达与闵天禄的两大系统。

1994年，湖南农业大学陈兴琰（1911—2001）教授主编出版了《茶树原产地：云南》，除了对张宏达与闵天禄的山茶属分类做了较为详细的评述外，还对茶树起源提出了很大胆的猜想。核心还是回到云南茶树种质资源研究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里还专门开辟了章节来介绍云南特有的茶俗，从茶树到茶俗，是茶文化的重要飞跃。引述传统史料来讲茶，是一大传统。但大规模引入茶俗，还是第一次，这也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云南讲茶的传统。

这与参编者主要是云南人有关，《茶树原产地：云南》副主编有云南农业大学张芳赐（1932-）教授，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王树文等人，在编写人的名单里，我还发现了现在已经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刘仲华教授。

后来，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陈亮（1967—）等从茶树种间形态（主要是花器官）上的差异，又兼顾分类学和生物学科的特点，将茶组植物分为大厂茶C. tachangensis F.C. Zhang、厚轴茶C. crassicolumna Chang、大理茶C. taliensis (W. W. Smith) Melchior、秃房茶C. gymnogyna Chang 和茶C. sinensis (L.) O. Kuntze 5个种，其中茶又包含阿萨姆茶C. sinensis var. assamica  （Masters） Kitamura和白毛茶C. sinensis var. pubilimba Chang 2个变种。

野生大茶树主要属于大厂茶、厚轴茶、大理茶和秃房茶；栽培型茶树主要属于茶、阿萨姆茶、白毛茶等。

植物学家之间的战争，从来都没有停歇过，比的还是谁的话语权大。在新物种越来越少发现的前提下，植物分类学已然式微，但山茶属一直有新发现。2021年，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学家在云南南部文山州麻栗坡县的中越边境地区野外调查发现：有一种特有的花呈黄色、枝叶密被开张长毛的山茶属植物。科学家通过进一步观察和比较研究发现，其雄蕊的花丝完全合生成一个肥厚的花丝管，确定其为管蕊茶组的成员。经过与现有的两种管蕊茶属植物仔细地比对和研究，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学家确定该植物为新种云南管蕊茶。

今天，当我们说普洱茶种的时候，大部分就是说生产层面上的品种（Variety），而不是C.sinensis O.ktze模式下的树种。也许决定未来的，还是那些养在茶树圃的茶品种。现在在云南获得广泛种植的云抗10号，就是其历经风寒的考验。

1981—1984年，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在云南省61个县市考察收集410份各类资源。1990年，在浙江和云南分别建立了“国家种质杭州茶树圃”和“国家种质勐海茶树分圃”，用于保存中小叶茶和大叶茶资源，是世界上保存茶树资源类型最多、遗传多样性水平最丰富的茶树种质资源平台。杭州茶树圃累计保存茶树种质资源2296份，包括山茶科山茶属茶组植物的5个种（厚轴茶、大厂茶、大理茶、秃房茶、茶）和2个变种（白毛茶、阿萨姆茶），此外还保存了24份山茶属近缘植物。勐海茶树分圃累计保存了1199份茶树资源，包括野生资源244份，栽培资源953份，过渡型资源2份，此外还保存了27份山茶属近缘植物和4份远缘植物。

这些年出版的一些茶书，对茶树的命名已经泛滥到毫无节制的地步。

大体来说，植物人只注重茶树形态上的区分，这些年分类也引入了遗传学的一些知识。但总体来说不太讲口感，比如说到巴达大茶树，植物人会说到花果叶，但茶人必然会讲到口感如何。

在很长时间里，对茶树有研究兴趣的机构，也不外乎像中科院的植物研究所，中山大学这样有植物学或茶学背景的大学、利益密切的茶叶进出口公司、农科院旗下的茶叶研究所等等。

对茶的追寻，有些是学者的个人兴趣，有些出于教学任务，有些是承担寻找优质种质资源。然而有些人，是使命，他们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着茶的祖国。比如，吴觉农。

（选自《茶叶战争》）

作者简介：周重林，学者、作家，潜心研究茶学近20年，著有多部畅销茶学著作，代表作有《茶叶战争》《茶之基本》，茶文入选全国高考，各地会考、联考。周重林长于把茶文化放入人类思想史中体察，研究具有独创性魅力。

图文来源：茶业复兴，经授权爱普茶网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