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普洱贡茶最早出现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卢经研究员考证，这一年，镇守云南开化（今文山）等处地方副将总兵官阎光炜为恭祝康熙皇帝大寿，向皇帝进贡“普洱茶四十圆，孔雀翅四十副，女儿茶八篓，巨胜子两袋……”。

贡茶作为一种制度，每年按时由总督或巡抚进贡给皇帝，据说始于康熙时期。

民国罗养儒《记我所知集》：“云南贡茶入帝廷，是自康熙朝开始。康熙某年有旨，饬云南督、抚‘派员，支库款，采买普洱茶五担运送到京，供内廷作饮’。自此，遂成定例，按年进贡一次”

罗养儒所记载的，与阎光炜这种在皇帝或皇后大寿时的进贡不同，是清代制度化的进贡，由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执行，每年端阳节送抵北京。

过去的度量衡也许是根据马的运输能力来制定的，一匹马最合适的运载量就是两箱，每箱五十旧斤，两箱也就是一担。五担就是五百旧斤，折合现代的六百市斤。

后来，云南的例贡由五担增加为十担，这十担中还包括象牙、茯苓、朱砂、雄精等物，大约装二十箱。

但每年送到京城的茶却比这要多，因为总督巡抚为了和各部官员搞好关系，还要给他们也带点礼物，这种礼物被称为副贡，这些搭车产品比正贡还要多一些，大约十五担，和正贡贡品合起来总共五十多个箱子。

云南最早打贡茶牌的商标“美寿商标”

清代早期和中期，总督和巡抚是分别进贡的，也就是在思茅厅预领1000两银子，办两份贡茶，不足部分大约90两，将贡茶交到省府后报销。另外，茯苓、象牙等贡品还需要大约800两银子。改制、装潢、工料等费用900余两。

光绪年间，裁撤云南巡抚的贡茶，也就是说，贡茶只用办这样的一半了，承办贡茶的费用也就相应减少了。

雍正朝，云南布政使陈宏谋《再禁办官茶弊檄》说：每年办贡茶时，真正的贡茶数量并不多，但是搭车送给各个政府机关以及巡抚家人的茶，数倍于贡茶。这些茶都是假借官茶之名，低价购买的。这还不算，买完后当地还要无偿提供车马人力运送。

此外，地方官还要垫钱买箱、匣、锡瓶等来盛茶。是以，当地的土官赔时间，赔精力，当地居民贴人力，当地官员贴钱，各方都负担沉重，茶山永成苦海。

今后，无论文武各官，要买茶叶，必须在山外平价平买，现金交易，不得以损坏之物，充抵茶价，不得有一毫强压。盛装贡茶的箱瓶等物，均在省城采买。各衙门如需送人之茶，也必须以身作则，平价买用。

民国时期宝森号茶庄商标局部（杜厚玉提供）

从这个文件所针对的问题分析，茶山人民的负担是相当重的。尽管理论上采办贡茶、官茶是官家收买，公平交易，但实际执行起来，有短价的，有以无用之物强行抵换的。

即便是公平交易，大量的官茶采办和官员的家丁进入茶山，他们的吃、住、行、运输，都靠地方摊派，这种扰累，也是极其繁重的。

告示里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贡茶可以用隔年茶压制！这与光绪朝的采茶“先尽贡典，生熟蕊芽办有成数，方准客茶下山”差距颇大。

也就是说，当时的贡茶是作为特产土货而不是精品奇货来采制的。而山外则是当时建立总茶店的思茅。

民国时期杨复聚号大票（杜厚玉提供）

清中期，缅甸进攻中国，六大茶山的土著居民大量逃亡，导致茶叶歉收，贡茶无着。清代的户籍制度是比较严格的，在内地，实行保甲制，有事则连坐连罚。

在边疆，则是土官负责制，出问题唯头领是问。鄂尔泰时期已经对六大茶山的居民做了限制，汉人不准入境盘踞，因此，如何补上逃跑的土著居民所带来的粮、赋、贡茶损失，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从易武管辖的漫撒保留下来的一块古碑了解到，这一时期，土司们到汉人聚集的石屏招募茶农十户（每户由五到十家人组成，每户相当于一甲或一个垦殖小组），许给他们一些很好的政策。

猛野坝、岔河、猛糯、磨者、高山等寨子瘴气最毒，不适合汉人居住，留给土司和当地的少数民族；

将“漫乃、漫腊、易武、漫撒、麻黑、漫秀六寨并废驰之湾弓、漫别、普颡、漫拱四寨均为汉民可以久住之区，抽作贡地，任随该十户公所垫款招垦，栽植茶园，开成田坵，上纳所顶领之贡官钱粮、杂派夫役，每年分头、二水由公所完纳土署，由土署解缴思府。”

也就是说，这些石屏人乾隆十七年以后才有机会进入易武，到乾隆五十年前后才拥有了本地户口。他们成了贡茶的承办者。同样，倚邦地区招徕种茶的汉人更杂，有广东人、江西人、四川人、楚雄人，石屏人也在易武、倚邦间流动。

汉人带来了茶山的繁荣。茶叶多了，贡茶又有了可以挑选的余地，从道光十八年开始，不允许再用二水茶顶替头水茶进贡。

也就是说，从这年起，贡品茶必须是头春的精品。此时贡茶共八色，为：“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装芽茶、蕊茶、匣盛茶膏。”

易武

清末，茶产业急剧下滑，贡茶的采买变成专门的采办人员，每年春天从普洱府思茅厅领取一千两现银，随后，他们来到茶山，住在茶山土司、土目的家里，土司再派手下的“土差至山村查茶户收茶筒数。如茶户收有十筒，则取四筒归作茶贡项下，不给分文价值。其余六筒虽为己有，而土差之夫马伙食以及过山礼等费，供应总属繁扰。”（引自卸办倚邦厘金委员从九品郭怀福禀文）

也就是说，贡茶的采办在产量较多时可以挑挑拣拣，在产量较少时，则各家各户每制好十筒春茶，由土司的手下拿走四筒，同时还得给这些土司的狗腿子过山礼钱，并提供吃喝。

为了防止茶农将上等芽茶偷偷运出，他们还规定，贡茶收购完成之前，不准“客茶下山”。至于所办贡茶的数量，则有七十余担之多，这明显比送到北京的二十余担多很多。

也就是说，办贡茶的时候，经办人员领了公家的银子可以不用，收茶的数量还很多，中间的利益自然就很大了。

光绪二十九年思茅催办贡茶的文件

此时，贡茶采购变成官督民办。罗养儒先生介绍说：“贡茶由宝森茶庄领款派人到普洱一带茶山上拣选采办，自是一些最好最嫩之茶。茶送到省，则由宝森茶庄聘请工匠，将茶复蒸，乘茶叶回软时，做成些大方砖茶、小方砖茶，俱印出团寿字花纹。又做些极其圆整、极其光滑之大七子圆茶、小五子圆茶，一一包装整齐妥当，然后送交督抚衙门。除此之外，尚附有十个八个云南出产之大茯苓，而每个都是重七八斤或十斤上下者。又附有宝森茶庄所制之茶膏若干匣。”

同兴向绳武商标

贡与皇帝的，装以黄缎匣子，匣绘龙纹。分送内务府中官员及六部堂官者，用红缎匣子装贮。贡茶十担，装二十箱，再加上送官员的二十箱，及搭车的鹿筋、熊掌、冬虫草、黄木耳等应酬之物，起运时共五六十只箱子。

这里有几处地方与传统不同：1.贡茶是在省城复蒸后压制；2.出现了方砖和小五子圆茶（按道光《普洱府志稿》，五子圆茶为四市两重之小圆茶）。3.贡茶只有十担，也就是1000旧斤，与流传的六千余斤不同，多出部分应该就是搭车送给省府大员和京城高官贵胄的。

作者：杨凯，图文来源：普洱杂志，经授权爱普茶网发布，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