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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杂志:正说云南贡茶

作者:杨凯  日期:02-02 来源:普洱杂志

云南贡茶

清代,普洱贡茶最早出现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卢经研究员考证,这一年,镇守云南开化(今文山)等处地方副将总兵官阎光炜为恭祝康熙皇帝大寿,向皇帝进贡“普洱茶四十圆,孔雀翅四十副,女儿茶八篓,巨胜子两袋……”。

贡茶作为一种制度,每年按时由总督或巡抚进贡给皇帝,据说始于康熙时期。

民国罗养儒《记我所知集》:“云南贡茶入帝廷,是自康熙朝开始。康熙某年有旨,饬云南督、抚‘派员,支库款,采买普洱茶五担运送到京,供内廷作饮’。自此,遂成定例,按年进贡一次”

罗养儒所记载的,与阎光炜这种在皇帝或皇后大寿时的进贡不同,是清代制度化的进贡,由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执行,每年端阳节送抵北京。

过去的度量衡也许是根据马的运输能力来制定的,一匹马最合适的运载量就是两箱,每箱五十旧斤,两箱也就是一担。五担就是五百旧斤,折合现代的六百市斤。

后来,云南的例贡由五担增加为十担,这十担中还包括象牙、茯苓、朱砂、雄精等物,大约装二十箱。

但每年送到京城的茶却比这要多,因为总督巡抚为了和各部官员搞好关系,还要给他们也带点礼物,这种礼物被称为副贡,这些搭车产品比正贡还要多一些,大约十五担,和正贡贡品合起来总共五十多个箱子。

云南最早打贡茶牌的商标美寿商标

云南最早打贡茶牌的商标“美寿商标”

清代早期和中期,总督和巡抚是分别进贡的,也就是在思茅厅预领1000两银子,办两份贡茶,不足部分大约90两,将贡茶交到省府后报销。另外,茯苓、象牙等贡品还需要大约800两银子。改制、装潢、工料等费用900余两。

光绪年间,裁撤云南巡抚的贡茶,也就是说,贡茶只用办这样的一半了,承办贡茶的费用也就相应减少了。

雍正朝,云南布政使陈宏谋《再禁办官茶弊檄》说:每年办贡茶时,真正的贡茶数量并不多,但是搭车送给各个政府机关以及巡抚家人的茶,数倍于贡茶。这些茶都是假借官茶之名,低价购买的。这还不算,买完后当地还要无偿提供车马人力运送。

此外,地方官还要垫钱买箱、匣、锡瓶等来盛茶。是以,当地的土官赔时间,赔精力,当地居民贴人力,当地官员贴钱,各方都负担沉重,茶山永成苦海。

今后,无论文武各官,要买茶叶,必须在山外平价平买,现金交易,不得以损坏之物,充抵茶价,不得有一毫强压。盛装贡茶的箱瓶等物,均在省城采买。各衙门如需送人之茶,也必须以身作则,平价买用。

民国时期宝森号茶庄商标局部

民国时期宝森号茶庄商标局部(杜厚玉提供)

从这个文件所针对的问题分析,茶山人民的负担是相当重的。尽管理论上采办贡茶、官茶是官家收买,公平交易,但实际执行起来,有短价的,有以无用之物强行抵换的。

即便是公平交易,大量的官茶采办和官员的家丁进入茶山,他们的吃、住、行、运输,都靠地方摊派,这种扰累,也是极其繁重的。

告示里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贡茶可以用隔年茶压制!这与光绪朝的采茶“先尽贡典,生熟蕊芽办有成数,方准客茶下山”差距颇大。

也就是说,当时的贡茶是作为特产土货而不是精品奇货来采制的。而山外则是当时建立总茶店的思茅。

民国时期杨复聚号大票

民国时期杨复聚号大票(杜厚玉提供)

清中期,缅甸进攻中国,六大茶山的土著居民大量逃亡,导致茶叶歉收,贡茶无着。清代的户籍制度是比较严格的,在内地,实行保甲制,有事则连坐连罚。

在边疆,则是土官负责制,出问题唯头领是问。鄂尔泰时期已经对六大茶山的居民做了限制,汉人不准入境盘踞,因此,如何补上逃跑的土著居民所带来的粮、赋、贡茶损失,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从易武管辖的漫撒保留下来的一块古碑了解到,这一时期,土司们到汉人聚集的石屏招募茶农十户(每户由五到十家人组成,每户相当于一甲或一个垦殖小组),许给他们一些很好的政策。

易武老街

猛野坝、岔河、猛糯、磨者、高山等寨子瘴气最毒,不适合汉人居住,留给土司和当地的少数民族;

将“漫乃、漫腊、易武、漫撒、麻黑、漫秀六寨并废驰之湾弓、漫别、普颡、漫拱四寨均为汉民可以久住之区,抽作贡地,任随该十户公所垫款招垦,栽植茶园,开成田坵,上纳所顶领之贡官钱粮、杂派夫役,每年分头、二水由公所完纳土署,由土署解缴思府。”

也就是说,这些石屏人乾隆十七年以后才有机会进入易武,到乾隆五十年前后才拥有了本地户口。他们成了贡茶的承办者。同样,倚邦地区招徕种茶的汉人更杂,有广东人、江西人、四川人、楚雄人,石屏人也在易武、倚邦间流动。

汉人带来了茶山的繁荣。茶叶多了,贡茶又有了可以挑选的余地,从道光十八年开始,不允许再用二水茶顶替头水茶进贡。

也就是说,从这年起,贡品茶必须是头春的精品。此时贡茶共八色,为:“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装芽茶、蕊茶、匣盛茶膏。”

易武

易武

清末,茶产业急剧下滑,贡茶的采买变成专门的采办人员,每年春天从普洱府思茅厅领取一千两现银,随后,他们来到茶山,住在茶山土司、土目的家里,土司再派手下的“土差至山村查茶户收茶筒数。如茶户收有十筒,则取四筒归作茶贡项下,不给分文价值。其余六筒虽为己有,而土差之夫马伙食以及过山礼等费,供应总属繁扰。”(引自卸办倚邦厘金委员从九品郭怀福禀文)

也就是说,贡茶的采办在产量较多时可以挑挑拣拣,在产量较少时,则各家各户每制好十筒春茶,由土司的手下拿走四筒,同时还得给这些土司的狗腿子过山礼钱,并提供吃喝。

为了防止茶农将上等芽茶偷偷运出,他们还规定,贡茶收购完成之前,不准“客茶下山”。至于所办贡茶的数量,则有七十余担之多,这明显比送到北京的二十余担多很多。

也就是说,办贡茶的时候,经办人员领了公家的银子可以不用,收茶的数量还很多,中间的利益自然就很大了。

光绪二十九年思茅催办贡茶的文件

光绪二十九年思茅催办贡茶的文件

此时,贡茶采购变成官督民办。罗养儒先生介绍说:“贡茶由宝森茶庄领款派人到普洱一带茶山上拣选采办,自是一些最好最嫩之茶。茶送到省,则由宝森茶庄聘请工匠,将茶复蒸,乘茶叶回软时,做成些大方砖茶、小方砖茶,俱印出团寿字花纹。又做些极其圆整、极其光滑之大七子圆茶、小五子圆茶,一一包装整齐妥当,然后送交督抚衙门。除此之外,尚附有十个八个云南出产之大茯苓,而每个都是重七八斤或十斤上下者。又附有宝森茶庄所制之茶膏若干匣。”

同兴向绳武商标

同兴向绳武商标

贡与皇帝的,装以黄缎匣子,匣绘龙纹。分送内务府中官员及六部堂官者,用红缎匣子装贮。贡茶十担,装二十箱,再加上送官员的二十箱,及搭车的鹿筋、熊掌、冬虫草、黄木耳等应酬之物,起运时共五六十只箱子。

这里有几处地方与传统不同:1.贡茶是在省城复蒸后压制;2.出现了方砖和小五子圆茶(按道光《普洱府志稿》,五子圆茶为四市两重之小圆茶)。3.贡茶只有十担,也就是1000旧斤,与流传的六千余斤不同,多出部分应该就是搭车送给省府大员和京城高官贵胄的。

作者:杨凯,图文来源:普洱杂志,经授权爱普茶网发布,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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