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乐、倚邦、蛮砖、革登、莽枝、漫撒，自古号称“六大茶山”，在如今的普洱茶圈子里无疑是朝圣地般的存在。一般而言，这六座茶山的最初命名来源于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并非传说中诸葛亮在此留下的铜锣、木绑、马镫等“茶山遗器”。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作为世界茶源的滇南地区有那么多茶山，为什么偏偏是这六座茶山合在一起被称为“六大茶山”呢？

首先要知道的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有关“六大茶山”的文献记载都有一个共同的史料源头，即雍正《云南通志》。此书在记述普洱府的“山川”“古迹”“物产”时都明确提到“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耑（砖）、慢（漫）撒”为“六茶山”。

但在比雍正《云南通志》早成书约半个世纪的康熙《云南通志》中，有关普洱茶的内容寥寥无几，更遑论对于“六大茶山”的记载。所以，“六大茶山”之名的正式形成时间最早不会超过雍正年间。另外，在上述两本《云南通志》相继成书的半个世纪中，六大茶山地区发生了一件改变普洱茶历史发展的事件，即改土归流，实际上成为了“六大茶山”之名开始形成的历史契机。

目前所见，“六大茶山”（或“六茶山”）见于历史记载的最早记录是在雍正年间的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奏折中。雍正五年（1727年），江西茶商奸淫莽芝（莽枝）夷人麻布朋之妻，导致麻布朋聚众叛乱，鄂尔泰派兵镇压，六大茶山地区的改土归流随之展开。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初八日，云贵总督鄂尔泰向皇帝奏报对六大茶山的武装改流情形，根据在前线带兵的将领邱名扬的说法：“茶山地方绵亘数千里，彝民不止数万，而六茶山之最大者莫如攸乐一山，所管大小四十余寨。”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六大茶山”之名的形成至少基于以下两点：首先，六大茶山地区自古产茶，茶叶贸易旺盛，江西茶商不远万里来此贩茶即为明证。在茶叶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漫撒六座茶山为主的贸易中心。这倒不仅仅是因为这六座茶山本身大量产茶，更主要的还在于这六座茶山能够控制其周围其他的茶山或村寨（如当时最大的攸乐），并在当地人民之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或威慑力（如聚众叛乱的莽芝夷人麻布朋）。

其次，在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之前，六大茶山虽已表现出在茶叶生产和贸易上的突出地位，但因尚未纳入清王朝的直接统治，各山头人又往往各自为政，所以未被当作一个整体看待。直到改土归流深入此地，六大茶山才通过地方官员的整体表述展现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地理价值。所以，在镇压了麻布朋叛乱之后，鄂尔泰继续要求各路将领将“六茶山所属千余里地方进行查勘”，又听闻六大茶山“粮谷丰收，牲畜繁殖，物价皆贱，兼出盐卤”，计划在这里设立郡县。这就是后来普洱设府的先声。

“六大茶山”之名也就从奏折这种官方文书中进入云南当地的地方志书，进而广泛传播，成为后世人们眼中普洱茶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文|吴家康，图|欧巴非 绘图|唐晗

图文来源：普洱杂志，经授权爱普茶网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