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六年丙戌（公元1826年），25岁的阮福写下《普洱茶记》这篇800余字小文的时候，绝不可能想到，200多年后，这篇文章会成为脍炙人口、洛阳纸贵的名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断代百年的普洱茶复兴，普洱茶崛起成为驰名天下的名茶，各种普洱茶著作、文章纷纷出笼，一时汗牛充栋，争奇斗艳，令人应接不暇，但没有一篇文章能和阮福的这篇小文相媲美。原因很简单，因为阮福的这篇小文是专记普洱茶的第一篇文章，是普洱茶的命名之作。它是最初的，也是永久的，因此具有恒久的魅力。道光六年丙戌（公元1826年），25岁的阮福写下《普洱茶记》这篇800余字小文的时候，绝不可能想到，200多年后，这篇文章会成为脍炙人口、洛阳纸贵的名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断代百年的普洱茶复兴，普洱茶崛起成为驰名天下的名茶，各种普洱茶著作、文章纷纷出笼，一时汗牛充栋，争奇斗艳，令人应接不暇，但没有一篇文章能和阮福的这篇小文相媲美。原因很简单，因为阮福的这篇小文是专记普洱茶的第一篇文章，是普洱茶的命名之作。它是最初的，也是永久的，因此具有恒久的魅力。

此文虽小，但气魄却大。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掷地有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这既是为普洱茶定位，也是对普洱茶在清代中期时在中国茶格局中的真实地位进行描述。阮福言简意赅，指出在他的时代，普洱茶已是“名遍天下”的中国名茶，并且，这种茶在京师名气最大。名气最大的原因，一是“味最酽”。普洱茶是重口味的茶，在全国的茶中，没有哪种茶的茶气有普洱茶那么足。

“京师尤重之”的第二个原因，阮福下文中接着交待：这是贡茶。这两个交待，其实还暗含了一层意思，阮福虽没说出，但已是不言而喻。这就是，清代的贡茶很多，但为什么只有普洱茶享有“京师尤重之”的盛誉？这说明，在众多贡茶中，只有普洱茶受到了皇族的普遍追捧。

这种追捧，其实早在阮福写作《普洱茶记》之前二十余年，就有一则史料能够证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国王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戛尔尼和副使斯当东为首800多人的使团访问大清帝国。关于这次著名的访问，最引人关注的事件就是围绕着英使该不该给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而产生的争执问题。但对普洱茶来说，这次事件却有这么一个重要插曲，乾隆接见马戛尔尼使团后，按照惯例赐给他们礼物，以显示天朝的富有和恩德，在所赐礼物中，最多的就是普洱茶，由此可见普洱茶在清朝皇帝心目中的地位。

可惜的是，马戛尔尼一行不识普洱茶，打开一看，见那些饼茶、团茶已经发黑，就以为是过期发霉了，刚离开京城不久，就找了条水沟，把那些珍贵的普洱茶扔进了沟渠里。

阮福写作《普洱茶记》，本着他考据的癖好，首先从文献上对普洱茶文献进行了梳理，分别对《云南通志》、檀萃《滇海虞衡志》和李石《续博物志》等文献中关于普洱茶的片言只语进行了分析。当然，最重要的是，阮福利用工作之便，翻阅“贡茶案册”，知道了普洱茶进贡宫廷的细节，产自何地、由什么机构办理、进贡些什么茶品、每年经费多少等等。今日，“贡茶案册”多已毁灭，若不是阮福记在文中，我们已很难知道细节。

此外，阮福还引用《思茅志稿》中的资料，留下了清中期革登茶山祭茶习俗以及今日所谓的“古六大茶山”中采摘春茶（小满茶）、谷花茶和制作团茶、饼茶、大团茶、小圆茶（女儿茶）和茶农种茶等各种状况的记载。这些记载，为我们留下了清代中期普洱茶生产、制作和贸易的许多珍贵资料。

当然，作为首位为普洱茶命名的学者，阮福也是有缺憾的。最明显的缺憾，那就是他写作《普洱茶记》全凭文献资料，而未能实地到普洱茶区进行考察。因此，他对普洱茶的一些描述，是有欠妥当的。比如，他说：“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厅素有茶山六处，曰倚邦，曰架布，曰嶍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这句话就大可斟酌，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其一，既然思茅厅为普洱府所属之地，思茅厅内六大茶山所产的茶，怎么能说“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呢？”其二，就算他说的“普洱府界内”，是指普洱府府治周边附近的直辖区域，不包括思茅厅等所属地区，也欠妥当。因为今日的宁洱县境内（即阮福时代的“普洱府界内”地区）已发现板山、困鹿山、扎罗山等古茶园，怎么能说普洱府界内不产普洱茶呢？

即使有缺憾，但《普洱茶记》依然值得赞美。除了它首次为普洱茶命名的功劳之外，区区800余字，而能做到气魄不凡，记述详实、文笔优美，这就绝非一般普通文人所能企及。

作者：雷杰龙，图文来源：普洱杂志，经授权爱普茶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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