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的力量：勐海茶的发迹史「茶届白马非马专栏」
茶树品种云抗10号，图由云南文华工作室提供。
镇日寻春不见春
芒鞋踏破岭头云
归来忽把梅花嗅
春在枝头已十分
这是一位尼姑的悟道诗，说的是道不能外求，道本来就在我们的身边，只要返回来找就能找到。勐海无疑就是一座茶叶的宝山，从1940年代以后抛弃普洱茶的传统，转而跟红茶、绿茶的国际、国内潮流接轨，结果把自己弄成了四不像，因先天制约，不但没有学好做红茶、绿茶，反而把自己优良传统丢了。曾经在1930年代盛极一时的勐海茶，沦为滇西南低劣茶的代名词。后来到了2000年以后，勐海茶被港台茶人当头棒喝：你本来就很美，没有必要东施效颦去学别人，只要把天赋勐海优异的茶山资源，按照普洱茶的本来面目开发出来，就足以笑傲江湖了。
当然，具体事物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分析，普洱茶抛弃自己的传统也是当时的历史必然选择，勐海茶的兴起是靠南洋通道的开辟，1940年代日寇犯边，这一通道已经废弛，而解放后虽然香港人民钟爱菊花普洱茶，但大陆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普洱茶只能通过中茶公司这一狭窄的通道与香港对接。这样一来，勐海茶厂只沦为生产车间，而不能参与到海外蓬勃发展的普洱茶运动中去，勐海茶从而陷入空前的尴尬之中，面对大陆市场，被绿茶边缘化；面对海外市场，被消费市场边缘化。勐海茶由此沦为守着金山要饭的花子，一直到普洱茶的价值被港台人突然发现，掀起了一场越陈越香的茶叶革命，勐海县的茶山资源影响力被放大，才把勐海茶从苦海中打捞出来，供在普洱茶的神坛上，勐海也因之成为普洱茶的圣地，成为普洱茶产地话语权的中心。
一、尴尬的“勐海共识”
现在做普洱茶的言必称勐海，殊不知10年的前的勐海茶还是低档茶叶的代名词。在滇西南最大的毛茶交易市场——思茅五一停车场内，一车车的毛茶拉进市场，茶商们忙着看茶样砍价，思茅、景洪一带产的烘青茶，一芽二叶的可以给到15元一公斤，一芽一叶的可以给到30元一公斤，勐海产的茶呢，绝大多数七八元一公斤。滇西南茶区形成了茶叶经济“比较优势”：景洪、思茅的茶园大都为九十年代以来新开垦茶园，按照高产茶园的标准建设，种植的很多都是卖相很好的云抗10号，加上严格按照收鲜等级标准采摘，加工设备先进而且制作得法，这样一来这两个地方生产的绿茶，条索整齐、香气高扬、叶子翠绿、芽头白亮，深受甘肃与浙江茶商的追捧，他们纷纷坐镇思茅收茶，思茅也因此成了云南的“名优绿茶之乡”；而勐海的茶叶反其道而行之，不以卖相取胜，而靠低价来生存，跟思茅、景洪的茶叶形成错位竞争。当时，茶商们的“勐海共识”是，勐海民族多，很多地方穷，人也很懒，不会种茶、不会采茶，更不会制茶，这样生产的茶叶肯定是上不了台面的，只能是低劣茶叶的代表。
勐海作为地名真正名扬全国，无疑是托普洱茶崛起的福。在2004年以前，很多人知道版纳有景洪、勐腊，就是不知道有勐海。更搞笑的是，一些人听说过打洛（勐海的一个边境口岸），但就是没有听说过有勐海。不过，在中国扶贫事业中，勐海的扶贫故事可谓名闻全国的典型。在西双版纳有两个扶贫的全国典型案例，一是1980年代基诺山的基诺人靠种植南药砂仁而迅速脱贫致富，另外一个就是布朗山。要知道基诺族在解放前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解放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奇迹，而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以前这么落后的民族，突然之间在能人的带领下靠赌对一种药物种植而全民族脱贫，更是奇迹中的奇迹了。版纳州决定乘热打铁，在勐海县最大山区——布朗山乡复制基诺山脱贫模式，经过几年的扶贫实践，其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布朗族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布朗山也成为脱贫失败的全国典型。关于布朗山的扶贫工作流传着几个经典笑话。据报道，上世纪90年代初，县乡镇企业局等单位帮助曼囡布朗族寨种植了80亩橡胶，幼苗成活率高。不料移交给寨里管理后，仅一年就被野外放养的牛踩毁过半。村干部却跑到该局报告：“你们种的橡胶没人管，被牛踩死了。”弄得接待他的干部哭笑不得。最后，80亩橡胶仅剩下80多株（约３亩）。还有一年，布朗山部分山寨遭旱灾，旱稻缺肥虚弱，农业部门拉了两车化肥到该乡分发给受灾的布朗族农民施用。有的农民却嫌麻烦，化肥背到半路就倒掉了，觉得编织袋还结实、漂亮，就提个空袋回家。
布朗山是闭塞、落后的勐海县的一个缩影，布朗山本身就是一个大茶山，布朗族在山里种了上千年的茶，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古老的茶山被内地蓬勃发展的茶叶经济日益边缘化，甚至被邻近的景洪、思茅远远抛在后面，变得日益固步自封，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然，除了当地人的意识问题外，种茶不找钱，也严重制约了人们对茶园的投入，从而陷入了低投入带来的恶性循环——投入不足，导致收入低，因收入太低更不愿意投入。当时，勐海很多古老茶山的现实是，大面积的茶园被大面积抛荒，得不到有效管理，采摘不按级别采摘，加工用大铁锅杀青，制程简单粗糙，没有体现现代制茶工艺精工制作的特点，这样生产出来的茶叶如何在市场上建立竞争力？勐海茶沦为低档茶的代名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如果按照绿茶的标准，可能勐海的茶叶永远没有出路，其辉煌将定格在1930年代。1930年代的勐海，因普洱茶的种植、加工与贸易重心由思茅、易武一代转移到勐海，通过英属缅甸，普洱茶源源不断销往南洋，从而开创了普洱茶继满清后的民国第二春，勐海也因活跃的茶叶贸易而被称为“茶叶城”。1940年代发生的两件事彻底断送了勐海茶在未来数十年的前途，一件是日军入侵中南半岛，普洱茶的南下通道彻底断绝，另一件是中茶公司入滇事件。中茶作为四大家族控股企业，在觊觎勐海茶叶经济带来的巨大财富、欲从云南地方实力派嘴里夺食的同时，决定弱化普洱茶的生产，大力发展代表时代主流的红茶、绿茶，从这时开始普洱茶就逐渐淡出了云南人民的视野，仅作为能换取宝贵外汇的特种茶安排数家茶厂定点生产。习惯于普洱茶路径的勐海茶，在云南茶叶绿茶化、红茶化的狂飙突进中日渐沉沦，虽然有80年代南糯白毫、云海白毫的崛起，大规模的开垦茶园运动使得勐海成为云南茶叶种植面积最大县等短暂辉煌，但最终还是被景洪大渡岗、思茅龙生公司与江城牛落河茶场等代表时代发展潮流的新生代在1990年代轻松超越，勐海茶也因此彻底一蹶不振，成为了市场的陪衬。
二、落后带来的财富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当勐海茶处在风雨飘零的最低谷，勐海茶厂经营难以为继的时候，2000年左右港台商人大举入滇，深入勐海、易武等茶区挖掘普洱茶的原生态价值。原本管理不善的茶园被这些茶商视为至宝，以为这些茶树没有施放农药、化肥，而且在大森林里与其他树木共生长，深得山野之气，堪称生态茶叶中的极品。他们把这些管理疏忽的茶园称为古树茶园、野放茶园、荒山茶园，以区别于人工密植、严格管理的台地茶园，把其中栽种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茶树，称为大树茶、古树茶，以区别树龄很小的台地茶树。对于普洱茶的采摘标准不严，他们认为普洱茶不像绿茶以细嫩见长，芽叶相对粗老些，正好体现普洱茶醇厚的特征。至于普洱茶的工艺采用低温的杀青与日晒制程，所表现出来的香气不高扬、苦涩味重等缺点，也被他们化腐朽为神奇的说成，普洱茶是一种内敛的茶，是一种能够越陈越香的茶。正是因为香气不扬，这才体现了普洱茶内敛、厚重的本色；正是因为普洱茶苦涩味重，才保留了茶叶的本来面目和活性，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好喝，从而成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茶，跟着茶客们一起慢慢变老。经过港台商人对普洱茶的重新定义，使得普洱茶正式脱离了绿茶（生茶）与黑茶（熟茶），而变成了中国最特立独行的一种茶类，按照以前绿茶的标准，普洱茶所表现的所有缺点，都被奇妙地置换成普洱茶独具特色的优点。这无疑就是茶叶的一场革命，宣告了中国茶叶除了精加工以外，还有原生态的另一条路径。更让人震撼的是，原生态路径所创造的价值远非精加工路线之能比拟，这就像市场上洋鸡的卖价不能跟土鸡相比一样。普洱茶就是这样的一种茶叶界的土鸡，靠土法放养，而不是靠台地茶的形式密集圈养，制作加工简单，尽量保持茶叶的本来面目，不做破坏茶叶内质的深加工，就像土鸡往往用来清炖，只放极少的调料，甚至不放调料，炖出来的鸡汤鲜美无比，而洋鸡呢需要黄焖或油炸，要加入大量的调味品以掩盖其肉质低劣，为其增香、增色、增味，即便这样做出来的鸡肉味道也是不能跟土鸡相比的。
落后也是一种财富，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勐海茶是不幸的，在中国茶叶高产、精制的大潮中被日益边缘化，一种具有深厚原生态底蕴的茶叶被视为土得掉渣，除了价格低以外一无是处。勐海茶也是幸运的，就是因为勐海茶的落伍不能很好地与时代接轨，才给世人保留这样一块未经太多现代文明洗礼的古老茶山，而这块茶山将在市场消费观念大变迁时代释放出惊人的力量。大地像陶轮一样旋转，一切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价值都被重估。曾经在扶贫事业中被视为扶不起的阿斗——布朗山，在价值重估中迅速脱贫致富，以老班章为代表的布朗山茶不断创造毛茶价格的新高，成为了古树茶的标杆，而老班章的村民也通过种茶、卖茶，住上了楼房，开起了小汽车，过上了连城里人都十分艳羡的幸福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一个不断变迁与创造奇迹的时代，在价值重估中资源的力量喷薄而出，重塑着勐海茶的现在与未来，以及云南其他茶山的现在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