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以奖其顺畏法之心。——林则徐

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工作，一开始采用武力手段收缴，收效甚微。之后，他不得不采用了一种怀柔手段，给人家好处来换取鸦片。林则徐给通晓汉语的外商红绸二匹，黄酒二坛，让他回去劝说大家缴纳鸦片。之后又给被封闭的外商馆送去吃的喝的。

茶叶换鸦片一项，确切地说，就是每当鸦片商人缴纳一定数量的鸦片，清政府作为补偿，就配给一定数目的茶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商的抗拒心理，让他们不至于血本无收。

1839年4月2日，林则徐等人向道光建议用茶叶换鸦片。

比较下有赏给与没有赏给的区别。

1839年4月1日，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人到虎门布置收烟工作，带了许多标兵去装声势，但效果不佳，仅仅收到了5箱鸦片。可是到了第二天，林则徐提出茶叶换鸦片的政策后，收到了烟土1150箱（袋）。之后收缴鸦片工作顺利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茶叶的奇效。

梁廷枬在《夷氛闻记》里的记载有很大差异，说缴纳一箱鸦片给以50斤茶叶，这大约是坊间传闻。茶叶质量姑且不论，但茶叶数量节节攀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茶叶补给政策的误传率增大了外商的期待，那些缴纳鸦片的外商得到的线报肯定是多渠道，有林则徐通过洋商故意透露的，也有其他小道消息。

林则徐这份奏折写出来送出去，等了一个月才得到道光同意的批复。但这种提前的私下承诺，具有风险性，后来琦善接替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后，做虎门销烟善后工作时，最先面对的就是英国商人索偿鸦价问题。

用茶叶换鸦片的政策，最终让林则徐收缴21，306箱（袋）鸦片，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虎门销烟运动，这一阶段，可谓是大获全胜。但后来以义律拒签永不来华售鸦片的保证书和拒收朝廷赏给的茶叶，为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以茶制夷的共识，是建立在很广泛的基础上，不仅朝中权臣如此看，知识界和民间也认为如此。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里把这种流行思想再次描述了一遍：“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茶和大黄对于西方都是必需的东西，而只有中国可以供给茶和大部分的大黄。”

《北华捷报》是英国商人于1850年在上海英租界创办的上海第一份英文报刊，可以影响到英国政府和商人。报纸刊过许多与茶叶有关的咨询，太平天国起义占据了江南一带后，他们对东南地区的茶叶非常关注，一度担忧会因此失去茶叶贸易。英国后来加入清朝阵营，攻打太平天国，正是出于这种担忧。

要帮太平天国打清廷，还是帮清廷打太平天国？

打清廷有明显优势，英法联军才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打得过，打得赢。打太平天国？似乎很有风险。但许多人呼吁英国最好两边都不管，保持中立，这样才能利益最大化。英国跑那么远贸易，图个啥？不就是赚点钱。但为什么后来英国又帮清廷打太平天国呢？

当然还是因为贸易。

裴士锋在《天国之秋》里梳理了英国参战的因素，是因为美国内战忽然爆发，英国必须做出选择，在全球贸易里，中国与美国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主体是茶与棉。大致的贸易流程是这样的。英国用汇票向美国买棉花，美国把英国汇票兑换成美国汇票后，拿去买中国的茶叶，中国将收到的美国汇票，拿去找英国人买鸦片，而英国人又把售卖鸦片的所得，拿去向中国买茶叶。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紧抓茶叶贸易不放。

伦敦的舆论也是非常支持战争，《泰晤士报》的主编写道：“如果美国必然离我们而去，不再是可让我们获利的顾客……那么中国和印度两者有可能崛起，递补美国的位置，协助我们渡过难关，尽管是痛苦渡过。”

《泰晤士报》分析说，英国经济复苏的唯一途径乃是消灭太平天国。如果上海和宁波的茶叶市场毁于太平天国之手，英国政府将会调涨茶叶税，以保住其急需的茶叶贸易收入。那将使英格兰社会喝茶的下层民众，包括因为兰开夏纺织业垮掉而饿着肚子的那些人，日子不好过。他们指责那些提倡中立的政治人物，以高调而抽象的字眼谈论外交政策的道德责任，却未“关心人民所受的苦”。英格兰“追求绝对中立”，完全不关心“英格兰喝茶者或中国产茶者的死活，就和不关心兰开夏纺织工人的死活一样”。因此，干预的主要用意在于人道救助，不仅救助中国农民，也救助英格兰自己的穷人。他们主张，即使撇开老百姓受苦的问题不谈，光是基本的经济因素，“考量到英镑、先令、便士”，就表示“应该将横亘在我们和我们的金苹果之间的那条龙杀掉”。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到死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是他们会输在小小的一片茶叶上。也许令人好奇的还有，常年作战的太平天国，经费从哪里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不少，得出的普遍结论是茶与丝。

太平天国占据的地盘，江苏、浙江、江西都是传统丝茶的主产区。清廷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时期（1851-1864），茶与丝的出口依旧保持着增长，茶不仅是清廷的钱袋子，也是太平天国的钱袋子。

但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是，这个时期，全球的茶叶贸易都在兴起。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的破坏，中国茶不仅会维持一家独大的局面，还未因此发展出许多现代化的城镇。

英国人好红茶的传统，起源于福建武夷山。传统的武夷茶输出路线，是从武夷山星村转江西铅山河口镇，再走赣州梅岭古道，翻越大禹岭到广州南雄，之后才到广州十三行。但这条路在1852年后显然不通，只能走福州港。福州虽然是五口通商中开埠最晚的，1844年开埠后几乎没有什么生意，但茶路转向后，1853年福州港开始了茶叶输出，其后呈井喷之势。

1854年，建茶出口量650万公斤（13万担），次年即增至1350万公斤（26万担）；根据1871—1873年的外贸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出口值为11，000万元，其中茶叶出口值为5，797万元，占52.7％。而福州口岸输出的茶叶价值又占全国茶叶的35％至44％，福州港仅茶叶出口一项，就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0％左右，成为中国港口的执牛耳者。

汉口港也受这场战争影响，茶叶出口剧增。武夷茶道受阻，盘活了今天大热的万里茶道。两湖地区湖北羊楼洞的茶叶与湖南安化的茶叶乘势而起，取代武夷茶北上俄罗斯。万里茶道在清初由晋商开通，从张家口到恰克图这条路很早就非常顺畅。陈慈玉在《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专门介绍了两湖茶业的兴起，主因是俄国茶商在汉口直接参与英国的竞争，拉高了头春茶以及其他品质茶的发展。

咸丰年间，福建茶饷几乎是一个专有名词，时常补国库之需。从道光到咸丰，经费（岁出）增长了一倍，从31，500万两上升到65，000万两，天平天国费用、台湾费用、伊利、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都需要钱。清政府只能在各地设立茶厘局，狂敛茶钱。最值得注意的是，海关税之前都是算在地方财政，1854年，中国海关成立后，海关税才被纳入中央政府管理。厘居和海关有点类似今天的地方税务局和国家税务局。

李东沅在《论教传》里很有远见地说，“福州通商，意在武彝山茶……洋人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洋人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编续》卷112）也因此，福州茶区成为英国派发植物猎人掠夺的重镇，茶叶盗贼福特·琼斯多次深入武夷山盗取茶树，并成功带走八位精通红茶的福建茶工，前往印度，茶叶故事也从这里有了惊天转折。

1850年代，福建武夷山种茶面积迅速扩大，许多荒山被开发出来，达上万英亩的茶叶规模，这些茶都是供应外销。规模扩大，参与的人就会有很多，这又带来了茶叶城镇的兴起。

五口通商后，茶叶富国论随处可见。

1842年，江南司郎中汤鹏上书《海疆善后事宜三十条》，大谈茶叶可以富国。汤鹏认为，既然英国人“食必以苏合油，久则肠胃腻塞，非得中土之茶叶大黄，不能去恶；昼卧而脾缓，非得中土之茯苓不能治其病。又其洋呢洋布等物，非得中土之丝斤不能成其制。”他建议茶叶、大黄、茯苓、丝斤等件，虽不能骤然加价，但可以逐年加价，两三年一番，这样一来，不到10年，英国人穷了，中国却走向富强之道。

五口通商把中国拉进世界贸易体系，上海也取代广州成为新的贸易大港。晚清思想家冯桂芬认为，此时“茶桑并为富国之大原”，在《筹国用议》里他说，“上海一口贸易，岁四五千万，而丝茶为大宗，彼以鸦片洋货相抵犹不足，必以银补之。设使彼有鸦片，我无丝茶，中国早不支矣。劝桑亦具前议。至茶宜于山石起巉，不能生他木之处。若推广种茶，其利不可胜计。”

洋务派干将丁日昌在《海防条议》里建议说：“丝茶二者中国大利之所归也，今仅浙闽数省种植得法，若能于地气不甚寒冷之省，一律劝植桑茶，多出一分之货，即可多增一分之税，洋人呢布皆从中国买丝棉而成之者也，往来越海洋十余万里，而犹有余息，若中国自行仿造耕织机器，则丝棉无自外求，深耕可尽地利，不惟百姓可免饥寒，而利权所入当益饶矣。”

现在大名鼎鼎的“祁门红茶”就是在茶叶富国的热潮中创办起来的。创始人胡元龙是祁门南乡贵溪人。18岁时辞弃把总官职，回到在贵溪村的李村，在这里垦山种茶。起初，胡元龙绿茶生产，但当时绿茶外销不畅。在光绪元年（1875），胡元龙在培桂山房筹建日顺茶厂，用自产茶叶，请宁州师傅舒基立按宁红经验试制红茶。经过不断改进提高，到光绪8年（1883），终于制成色、香、味、形俱佳的上等红茶，胡云龙也因此成为祁红创始人之一。

红茶打开销路后，胡元龙建议村中百姓都参与红茶事业，当时贵溪村四境有五千余亩荒山，他带头垦荒，带动了一方茶叶经济的繁荣。像胡元龙这样以茶创业的，在晚清非常多。

清初全国的茶叶产量为235担，到光绪年间增至450万担，其中有三分之一是用于出口。嘉庆年间（1796-1820），政府茶叶财政收入仅为57万两。

从1867到1894年，即便英国人大量输入鸦片，中国茶叶的出口额也能与之相平衡。1880到1894年，茶叶关税收入达到了5338.9万两，年均449万两，茶叶确实能为大清财政带来很好的收入。庄土国估计，从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从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美国人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

1847年3月，英国议会设立了对华商业关系特别委员会，他们找了许多对华贸易的人作证言，以期寻找到出口中国的商品。但调查结果并不好，从1845到1846，英国输往中国的工业产品，与中国运往英国的茶相比，损失高达35%到40%，有些制造业者已经放弃了对华贸易。中国不需要英国的产品，但英国需要中国茶，并依靠它获利。

其中的最大的特点是茶叶价格完全由中国来决定，茶叶在充当等价物的时候，也是以茶叶基价为准。利物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议长威廉·尼可尔的证言说，英国的棉轻纱到了中国，是现货交易，即中国用茶来换轻纱，而不是先卖出再换现金购茶。仁记洋行的吉布证言，他遇到的中国人，会用茶叶换棉织品。他们能决定料子的价格，决定不了茶叶的价格，一切都以茶叶价格为基础。

从茶叶可以制夷到茶叶可以富国，可以看到晚清对待贸易思路的转变，从控制到贸易，从制裁到合作，从要死要活到大家都好过，已经折射出清廷的乏力，但这都建立在茶叶可控的基础之上。

就在英国人大张旗鼓地在印度进行茶园种植实验之时，茶叶就不再是天朝独有之物，这份长期被寄予厚望的柔软物质，一旦走出国境，无形的茶叶长城也便顷刻间轰然倒塌。

（节选自《茶叶战争：茶运与国运》），周重林，太俊林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

本文选自《茶叶战争》

作者：周重林，图文来源：茶业复兴，经授权爱普茶网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