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茶树原产地，在一些茶史专家看来，毫无必要。比如朱自振就这样认为，

他在《茶史初探》里说好几页，归纳下要点：第一、既然中国是首先利用和饮用茶的国家，就说明已经遵循着茶从野生到驯化这一规律与真理。第二、专家之间长篇累牍写来写去，就是那么一点点东西，争论没有取得进步，反而争论出了成见，甚至出现了批斗的倾向。第三、提出茶原产印度的那批英国人早已作古，现在才回应晚了100多年啊，重点是现在也没有英国人参与论战，完全是自己人在内耗。第四、要了解之同情，英国人为了茶生意，那么说是情有可原的。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在全世界发展了茶业，做了贡献。

在为《茶史初探》写序的时候，《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李根蟠总结了一组数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研究茶史出现了一个小阳春，有关茶史和茶文化的论著有787种，数量超过蚕桑（517种）、棉花（406种）和水稻（236种），在各种栽培植物中占首位。而1992年以来，《农业考古》旗下的《中国茶文化专号》出来8本，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举行了3次。

与朱自振一样，认为争论茶原产在中国没有必要的还有一位外国人，瑞士日内瓦大学汉学家朱费瑞（Nocoals Zufferey）。2012年，朱费瑞在《世界外交论衡月刊》推出的6/7月份中国专刊里重刊了一篇旧文《不爱喝茶的中国人能算中国人吗？》（Celui qui ne boit pas de thé peut-il être chinois ？），这篇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寻找中外都认可的体现中国的民族身份的物品，茶叶是最理想的选择，因此，茶叶作为植物的发现历史以及作为国饮的历史在中国都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大事。

朱费瑞回应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茶起源论战，他说，“中国人费尽心机要将茶叶的原产地定为中国，未免让人觉得可笑，尤其是中国人那义愤填膺的样子，给人感觉是似乎争夺茶叶的原产地同争夺西藏以及台湾的领土主权一样重要。”

朱费瑞退一步讲，真正令人讨厌的不是这个，而是中国动不动就写自己有五千年的饮茶史，而这根本经不起考证。他注意到另一个现象，就是最近一些年，中国出现了大量介绍茶文化的书籍以及杂志，茶水被推上了国饮的地位，多个作者都把茶叶与中国的民族身份联系在一起。这个案例，像法国人与葡萄酒，苏格兰与威士忌酒。

朱费瑞谈到其他玄机，饮茶文化是中国汉族与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间的纽带，中国人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既然都饮茶，这就说明他们本来都同汉族是一家，都是炎黄的子孙，至于有些少数民族饮茶时添加别的佐料，这被认为是未完全开化、文明程度不高的体现，汉族人不加任何添加料的饮茶方式当然是最文明的方式。

朱费瑞的结论是，从今天中国的政治社会现状来分析中国茶文化的新兴现象，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逐渐打出了民族主义的口号，因此试图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寻找可以发扬光大的因素，于是，孔夫子、茶文化等等都被推上前台，作为失去道德准则的今天中国社会的替代物。

时间很巧的是，我入行刚好赶上了朱费瑞说的茶文化大兴，2006年我参与创办《普洱》杂志，福建同一年创办了《茶道》，当时能看到的茶杂志还有浙江的《茶博览》、江西的《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台湾的《茶艺·普洱壶艺》等等。昆明的新华书店专门开设了专柜来销售茶书，陆羽的《茶经》、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常销不衰。

因为在云南，且是一本讲普洱茶为主的杂志主编，我遇到“云南是不是茶树原产地”以及“追寻云南是茶树原产地有什么价值这两个问题次数要多得多，这让我不得不去反复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那些争议，看多了也确实会出现朱自振式的厌烦，直到我读到吴觉农。

追寻茶的祖国贯穿了吴觉农的一生。

1987年，吴觉农（1897—1989）主编的《茶经述评》出版，许多问题已经水落石出，他的任务是要下定论。别人还在引经据典说神农如何如何开创了饮茶风，觉农先生却说，既然茶树起源云南，那么人类饮茶历史不过区区2000年，哪又何来神农饮茶说？

《茶经》作者陆羽（733—804）生活在“安史之乱”前后，书里开篇讲茶的起源，压根就没有提到云南，这倒是很好理解。云南当时是南诏国时期，与李唐还有过3次“天宝战争”，可以说是宿敌之一。

在这本没有写云南的典籍里，吴觉农要借地盘聊聊茶源问题，那个时候，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福建、安徽多地都发现野生大茶树，这些原生种是佐证中国是世界茶原地的活证据。

发现原生野茶树又为多处野茶树命名的张芳赐在1980年也出版了《茶经浅释》，在评述部分张芳赐开宗明义，茶树起源中国，早已被中外许多植物学家公认。他说要考证茶树原产地可以从两方面找依据：一是历史文献，看哪个国家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二是根据原生茶树（野生茶树）的原始分布、树龄等情况。

现在看来，恰恰是张芳赐列举的第一部分出了问题。自己举证，往往陷入自言自语。真正大放异彩的，就是第二部分。张芳赐自己就参与发现了不少野生茶树，并经历了这个时代，如今还活跃在茶界。而吴觉农的故事，恰好就说明此点。

1922年，吴觉农在日本留学期间，非常反感在日本流传的一个茶传说。这个传说在今天中国也大有市场——茶是达摩祖师传来的。

传说菩提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的时候，因为想追求无上觉悟心切，夜里不倒单，也不合眼。由于过度疲劳，沉重的眼皮撑不开，最后他毅然把眼皮撕下来，丢在地上。就在达摩丢弃眼皮的地方，长出一株叶子翠绿的矮树丛，树叶就像眼睛的形状，两边的锯齿像睫毛。

那些在达摩座下寻求开悟的徒弟，也面临眼皮撑不开的情况，有的徒弟就摘下一片又绿又亮的叶子咀嚼，顿时精神百倍。于是，大家就把“达摩的眼皮”采下来咀嚼或泡水，以此作为奇妙的灵药，使他们可以更容易保持觉醒状态。这就是茶的来源[1]。

吴觉农反驳说，怎么会呢，达摩到达中国的时候，是公元519年（梁武帝天监十八年），那个时候中国已经茶饮极盛，同期的材料也有大量饮茶记录[2]。

把茶与印度联系，令吴觉农极度反感之处在于，自从英国人宣布印度是世界茶树原产地之后，茶这个令华夏民族深感骄傲的物种居然是域外之物，现在就连日本人也从多方面否认日本茶与中国的关系，甚至一些中国的留学生都受到影响，会对手中的桔子发问：“中国也有这东西么？”

吴觉农怀着悲愤的心情，在日本写成了《茶树原产地考》，率先向英国学者提出的“世界茶树原产地”进行反驳。从现有的证据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觉农先生独自一人面对这个问题。但他留学的日本，已经把这个问题从英国人手上接过来继续研究。北村四郎（Kitamura1950）都把自己的名字写到了山茶属的命名人行列里。

茶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某种程度上也是华夏族的精神图腾，现在仅仅是一个外国人的发现，就把茶划为域外之物，这对到日本学西学的吴觉农而言，是重创。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自信心是一个大问题。甲午中日战争后，发现天朝上国中国居然不如长期向自己学习的弟子日本！

鸦片战争后，又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西学东渐，拷问的不仅仅是制度、军事、文化这些层面，还有人性与尊严。

今天，面对日本茶，一些国人依旧会发现内心难以释怀的东西，中国茶传到日本后，任何一次回流都会带来一场讨论。闵天禄说，日本的茶道就是茶文化活化石，我们的活化石是古茶树。

更大压力在于，明明是我们自己的物质，自己的文化，为何凭空消失，又凭空出现？吴觉农式的焦虑要如何来消除？

1934年8月27日《大公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回应了这种心态：“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后来，鲁迅发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来回应。

年轻的吴觉农说，中国失去茶树原产地之说，“在学术上最黑暗、最痛苦的事，实在无过于此了！”1987年出版的《吴觉农选集》，把《茶树原地考》置于首篇，编辑按语写道：“在旧中国，尽管我国是世界茶叶祖国，但很少有人研究茶树原产地的问题。”人有祖国，茶也有祖国，但“一个衰败了的国家，什么都会被人掠夺！而掠夺之甚，无过于生乎吾国长乎吾地的植物也会被无端地改变国籍。”

茶的祖国问题，非小事。

吴觉农观察到，英国人自从在印度开辟茶园后，直接称呼印茶为“ourtea”，而看到“chinatea”时，多加以丑化；是时，英国的教科书甚至把中国茶列为劣质茶。吴觉农花很大力气组织人翻译美国人威廉·乌克斯的《茶叶全书》，茶的世界已经大不一样，中国人能知耻后勇吗？

吴觉农《茶树原地考》从饮茶史的角度，回顾了茶在中国的饮用、消费历史，也在植物学意义上对此进行追溯。他的爱国热情感染了许多人，之后有无数前往云南寻找和研究古茶树继承者。在茶行业，吴觉农有着独一无二地位。

有一次我与云南茶学前辈，巴达野生大茶树主要发现者张顺高（1933—）先生聊天，说起吴觉农，他马上正身换了一种口吻，说吴先生了不起，我们茶行业就今天的规模与样子，吴先生占首功。

1979年，吴觉农再次发表《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一文，加大了对各派学术观点的梳理与评述，并从地质学、植物学等层面上对茶树原地产进行论述，此时他引证了在云南已经发现的各种大茶树。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吴觉农便开始了陆羽《茶经》的撰写。

1987年《茶经述评》出版的时候，吴觉农已经90岁高龄，两年后当代茶圣辞世。陆定一在为《茶经述评》写的序言里，称呼陆羽为“茶神”，吴觉农为“茶圣”，吴觉农在把《茶经述评》里评述茶树原产地的章节取名为“茶的祖国”。胡绳对吴觉农的评价是，“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茶树祖国成为现实，需要回顾一系列古茶树的发现史，因为这些活着的茶树王，是一切言论的根基。同时，也是云南古树茶发展的秘密，古树茶的商业价值，只有在现在才被发挥得如此巨大，不仅诞生了像“雨林”这样的古树茶品牌，还成为云南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2020年，全国高考语文二卷选了任维东、杨静茜与周重林联合撰写的《茶产业托起云南民族地区脱贫致富梦》，云南古树茶正在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选自《茶叶战争》）

[1]讲述这个故事的，以日本和中国台湾茶人居多，林清玄多次在自己的书中言及茶与达摩的关系。以“达摩”命名的茶产品一样很多，在思路上，也看得到受到台湾文化的影响。

[2]中国茶叶学会编，《吴觉农选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年。

作者简介：周重林，学者、作家，潜心研究茶学近20年，著有多部畅销茶学著作，代表作有《茶叶战争》《茶之基本》，茶文入选全国高考，各地会考、联考。周重林长于把茶文化放入人类思想史中体察，研究具有独创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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