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茶制夷”的观念上，乾隆时期的历史学家赵翼有一段很著名的言论：

中国随地产茶，无足异也。而西北游牧诸部，则恃以为命。其所食膻酪甚肥腻，非此无以清荣卫也。自前明已设茶马御史，以茶易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为抚驭之资，喀尔喀及蒙古、回部无不仰给焉。

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俄罗斯则又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市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后有数事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今又许其贸易焉。天若生此二物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1]

前一段，赵翼总结的是明清以来中原王朝对西北民族采取的茶叶政策，后一段则推广到华外之的俄罗斯和英国等其他国家。

有明一代，“以茶制夷”的思想可谓从头贯彻到尾巴，明太祖朱元璋在渝蜀王朱椿时说：“国家榷茶，本资易马。边吏失讥，私贩出境，惟易红缨杂物，使著人坐收其利，而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戎狄哉？”（《明史？食货》）。他的意思很清楚，国家的垄断茶叶，目的是用来换战马的。现在边关松懈，私茶出境，拿我们有用之物，换些个无用东西，让别人尽收其利，自己吃亏这怎么能够体现“以制戎狄”呢？为此，他推出了茶叶的金牌制度，最终形成了“茶贵马贱”的贸易格局，把利益和控制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以茶制夷”在明嘉靖年间，已然玩得炉火纯青。嘉靖年代的户部尚书梁材很是有一番高论，“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使彼有所畏，酬之使彼有所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其所系诚重且人，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故在当时茶法通行，而无阻滞之患。”[2]

在明代，西北乃至西南游牧民族离不开华夏之茶，早在政界和知识界达成共识，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住茶叶，就能控制住人群与疆土，而茶叶所到之处，也成为了中原文化上的疆域。

嘉靖之所以不愿意给后蒙政权的俺答汗开茶叶互市，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一旦蒙古人掌握了茶叶，他们并会与藏族以及其他游牧民族形成联盟，那么以茶制夷的政策就会失控[3]。

这点，我们不妨看看朱棣时代著名学者解缙的言说。他在给习贤良赴河州的文章里诉说了一个因茶而形成的文化疆域，明朝在河州设置陕西都司和茶马司，“控西夷数万里，跨昆仑，通天竺，西南距川，入于南海。”[4]这不是明廷实控的疆域，而是来自对茶传播而想象出来的疆域，而朱元璋的治边策略，就是力图用去茶去打通西边。

清代在满蒙藏联盟下，加上康熙、雍正以及乾隆的文韬武略，解缙的想象区域成了清廷的实控区域，而茶叶也慢慢演变成特别供给物资，而不像之前仅仅是“茶马贸易”的物种，但其作为国家战略物资的属性依旧没有改变。

解缙认为，中国货中最好的就是茶，好比他们认为番人中最好的就是马一样，茶之于夷人，如同中国之酒醴，因为茶马贸易，许多夷人也开始学习中国的知识，对中国也有了向慕之心，那么茶的作用就很显然，茶有着“夷夏之交，义利之辨，寅宾尚忠信而笃敬，河州固唐虞三代之邦也。”

解缙的构想基于两个重要前提：一是茶必须只有明廷（中原）才能提供；二是夷番必须嗜茶如命。这样一来，茶便作为媒介，带来了观念的变化：

西边（夷番）———茶——中心（华夏）

西边（野蛮）——茶——中心（礼仪）

西边（藩篱）——茶——中心（堂奥）

随着茶的传播，华夏与番夷有了更深入往来，通过贸易、饵诱、文化等等渗透，最终在心理上获得西边的认同，中心也随着茶而发生空间上的迁移，最后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茶叶疆域与茶叶贸易圈。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表明，中国之所以拒绝那些外夷贸易，是因为其自身就有一个朝贡贸易圈，他们不需要通过英国人就能达成很好的贸易循环，而并非所谓的费正清等人所言“西方的冲击造成中国和亚洲的近代化”。这个贸易圈里，有朝鲜、越南、泰国等传统附属国，也有俄罗斯和日本这样只有朝贡关系但独立的国家。中国近代之所以落后了，是因为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发生了危机，最终促成中国近代化的转型[5]。朝贡贸易就是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谓的“亚洲经济圈”，只是传统研究更多侧重其礼仪和政治层面。

乾隆五十八年（1794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GeorgeLordMccartney）来到中国，向皇帝提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请求。乾隆帝也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瓷器，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所资，并沾余润。”（梁廷枏，《粤海关志》）

赵翼说茶是天生我朝控驭外夷之具，正是传统“以茶制夷”观念产物，强调的是控制，是皇权的威慑力，而非只是贸易赚点银子。而大黄控外夷之根据，则源自关闭恰克图互市的实践。

1728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自此恰克图就成为中俄贸易的市场。后来因为俄罗斯窝藏中方罪犯加上俄罗斯人在边境抢劫，乾隆曾三次下令关闭恰克图市场，分别为1762-1768年，1778-1780年，1785-1792年，加起来有15年之多。这15年，大清对俄罗斯展开了贸易制裁，外禁皮毛入，内禁茶叶出。这15年间，俄罗斯至少损失了500万卢布。

1750年，乾隆就点出了俄罗斯的死穴，“俄罗斯地虽富庶，而茶布等物，必须仰给内地，且其每年贸易，获利甚厚，不能不求我通市，中国因得就所欲以控制之。”

清代研究俄罗斯的著名地理学家何秋涛也谈到，他写《朔方备乘》是为了达到“知夷制夷”的目的，为大清抵御沙俄侵略提供了全面的依据和参考。谈到中国贸易的时候，他高度总结了八个字：“彼以皮来，我以茶往。”回顾中俄两国的贸易史，会发现确实如此。

根据郭蕴深在《中俄茶叶贸易史》中的梳理，1672年，东西伯利亚向中国输出了13000张貂皮，但带回去的茶还很少。1692年，俄罗斯一支私人商队从中国带回去300箱茶叶，这比以往增加了不少。18世纪初期，毛皮是俄国的主要出口商品，约占贸易总值的80%以上。1728年，俄罗斯一支商队带出了210万张毛皮，在北京消耗了100多张松鼠皮，20万张银鼠皮，15万张狐皮，10万张貂皮。

1755年－1762年间，俄国进口了6000普特[6]的茶叶，主要是白毫、珠兰和绿茶，5000-7000普特的砖茶。1762-1785年，每年从恰克图输出的茶叶近3万普特，占中国全部出口的商品总值15%，茶叶成为棉布之后的第二大出口产品。1789年为46997普特，1799年为52343普特，1800年到69580普特[7]。茶叶贸易让西伯利亚这个贫寒之地变得富裕起来，茶叶成了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也成了恰克图俄国商人财富的重要象征。苏联学者西林说，“每个商人都只用茶叶来炫耀，他们把来客没有见过的各种类的茶叶一种接一种地拿出来给他喝。”

茶叶贸易让恰克图成为著名的北方小镇，买卖成生意兴隆。恰克图，来自蒙语词，意思是“有茶的地方”。1774年，俄国商人有488人，行会人员有908人。1800年，俄国从恰克图贸易中征收了715364卢布的关税，占俄国全国关税的20%，一个恰克图抵过了俄国三个省的收入。

1785-172年，乾隆的闭关让俄国人不得不付出三四倍的价格去购买其他国家贩运来的茶叶。1普特中国茶价值11卢布，而西欧运来的茶却要52卢布以上。这其实对中国茶叶没有也没有好处，大量中国商人还等着去赚钱呢。

19世纪，恰克图茶叶贸易超过了棉布，占据了中国商品对俄贸易的头把交椅，成了十足的硬通货。1820年，西伯利亚总督彼兰斯基说“丝织品已经结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销往俄罗斯的主要是白毫茶，1812年到1817年，白毫茶平均输入额占中国货总额的60%，1818年到1824年为75%，1825年到1831年为86%。1832年到1838年为89%，1839年到1845年为91%。白毫茶在1840年代占茶类的三分之二，剩下的是销售给西伯利亚当地喝的砖茶[8]。

到了1844年，恰克图贸易达到鼎盛时期，俄国对华贸易的第二大国。买卖城有1500-2900人晋商，正式布票32家，无布票的34家，小商贩30家，共96家店铺，19世纪中叶增至150家。这里繁荣的茶叶贸易吸引了美国商人的到来，他们感慨地说，“白银和黄金支付货款的三分之二，白银和黄金都跑到中国商人的大钱柜了去了。”（查尔斯·佛维儿编，《西伯利亚之行》）

1791年，乾隆下令粤海关全面禁止俄罗斯毛皮进口：“朕闻外洋夷地与俄罗斯相连，近年俄罗斯因未通贸易，北边一带稽察严紧，私将海龙、黑狐等项皮张货物，由洋船贩至广东售卖，恐该关税课充盈，或由于此，俄罗斯需用内地大黄、茶叶等物，刻不可离。若私贩皮货至粤，自必易换该国必需之物，透漏出洋，是名为闭关，仍不能全行禁绝。”[9]

恰克图市场被关闭后，粤海关就成为俄罗斯与华贸易的唯一通道，乾隆仅仅凭借一份海关报告就能看到问题所在，充分说明了唯一进出口的好处。

这里一旦关闭，俄罗斯的支柱产业毛皮贸易受到重创，又因为得不到茶叶，西伯利亚出现乞讨之人，三次闭关差点让俄国人与中国人打起来，但1788年，他们还是罢免了袒护肇事者的总督，1789年处理了枪杀中国人卡伦巡兵案，1791年，低头认错，要求开市。乾隆也卖了个人情，1792年，恰克图市场重新开放。

1770年，乾隆谈到缅甸与俄罗斯的区别时，说，“缅匪情形，本与俄罗斯不同。俄罗斯地虽富庶，而茶布等物，必须仰给内地。且其每年贸易，获利甚厚，不能不求我通市。中国因得就所欲以控制之。若缅匪与畜类虫蚁无异，茹饮秽恶，回与人殊。并非急需内地之物。即向来交易，彼亦无大利可图，且其境与洋通，诸货尚可购之海舶。虽不通商。实不足以制其死命。”（《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71，乾隆三十五年，乙未条）

在尼泊尔入侵西藏后，乾隆也提出用酥油、盐巴对其限制输出。

乾隆谈到贸易制裁，其实是从解缙的思想发展而来，只不过前者是收，后者是扩而已。要制人于命，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自己能控制（提供）且他人需要的物资（茶叶、大黄）；二是要有可以控制渠道。

于大清而言，陆路尚可严加控制，但海路却显得力不从心，呈现更为复杂的特点。我们从乾隆关闭宁波海关，也可以看出这一思路。

从顺治到康熙，大清有两次影响巨大的禁海政策，第一次是为了防范盘踞台湾郑成功，第二次则是担忧沿海居民和海华华侨交往来带不测变化。朱雍在《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分析说，乾隆时期的海禁政策其实与康熙以来的担忧有相似性，乾隆关闭宁波海关的动因，恰恰是担忧宁波会造就又一个澳门出来[10]。

当浙江提督武进升汇报说，前来求通商的英国，不仅有说汉语流利的洪仁辉，还有广东的中国人，最关键的是还有40名没有发辫的澳门小厮。这40名小厮引起了乾隆的警觉，他要求两广总督杨应琚详查此事。据杨回报，澳门是民番杂处之区，内地居住澳门的人，大凡都是生意人，没有剃发之事，跟随到宁波的那些剃发小厮，实则是番人。大清对澳门失控，广东贸易实乃不得已为之。要是再出现一个澳门，势带来更坏影响。

1756年8月4日，乾隆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要是外商来宁波顺路了，又会成为一个市集所在。他对闽浙总督喀尔吉善说，“在国家緌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疑，但于此复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1757年2月25日，乾隆帝给喀尔吉善的上谕里写道：“浙省宁波虽有海关，与广省迥异。且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内地海疆紧要”。乾隆给两广总督杨应琚的上谕又在重复：“近年，奸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舶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乾隆1757年下令关闭宁波口岸，说要保证广东口岸利益，不见得是真心话。因为贸易所创造的利益，并非天朝所看重，否则何来“关闭锁国”的政策？闭关之后，才有1758年的英国使团访华。

1841年1月，浙江巡抚刘韵珂给道光的建议，说开放宁波的坏处时，他担心败坏民风的思路与乾隆大致相同。

对俄罗斯的控制正是陆路与海路双规进行，在陆路闭关不成后，乾隆闭关海路最终导致俄罗斯就范，到达了贸易制裁目的，尽管其中有俄罗斯皮毛的作用，但对大清而言，这无非是再次强化了茶叶、大黄可以制夷的观念。

这段历史会让人联想到之后的鸦片贸易牵扯出来的茶叶问题，只是时过境迁，大清再不是那个盛气凌人的大清。当晚清再次重提以茶黄制夷的时候，尽管也采取了封关禁烟的政策，但等待他们却是船坚炮利的英国人。

选自《茶叶战争》。

[1]赵翼.簷曝杂记[C].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2：20-21

[2]梁材.宜茶马事宜疏[A].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C].北京：中华书局.1962：955-960

[3]周重林.从俺答汗求茶看茶在明代的地位[J].青海民族研究.2012（2）

[4]解缙.送习贤良赴河州序[A].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C].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85-86

[5]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M].朱荫贵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普特，沙皇时期俄国的主要计量单位之一，是重量单位，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

[7]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37-38

[8]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46-47

[9]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Z].卷1367.乾隆五十六年乙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538

[10]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乾隆时期的中英关系[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作者：周重林，图文来源：茶业复兴，经授权爱普茶网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