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前后，或许是关于普洱茶的一些说法和词语有着强烈的新鲜感，不断影响其在西方国家的传播，尽管当时很多西方人认为普洱茶不太适合他们的口味，但普洱茶仍然在西方“出尽了风头”。

1859年，是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建园100周年，这年，一位叫洛克哈特的英国人向邱园捐赠了普洱茶散茶。就在上一年，洛克哈特还为它捐赠了普洱茶种子。

1879年，一位叫弗莱尔的人再一次向邱园捐赠了普洱茶种子和普洱茶方茶、圆茶。1889年，在云贵川任职的F.S.A.伯恩给邱园写了普洱茶报告。

1899年，在思茅海关任职的弗雷德·凯瑞和他的上司A·甘斯腊以及其他一些在中国的英国人，如H.R.戴维斯等，先后在英国发表文章，详细地介绍了普洱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物产、茶山等情况。

在1889年伯恩法官给邱园和外交部写的报告中提到，攸乐过去曾经属于倚邦，后来变成了一位本地土著头领的私产，由于头领将姑娘嫁给了车里宣慰司（也就是西双版纳最大的土司），他就将攸乐作为嫁妆送给了车里宣慰司。

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六大茶山有很多种说法，其中清早期是有攸乐山的，清中期则没有了攸乐山，到了清后期，关于六大茶山到底是哪几座山则变得众说纷纭。

伯恩在思茅时，曾到距离思茅四分之三英里的路营看过杜文秀起义失败后当地幸存的12英尺高的大茶树，还到当地有名的茶庄“新春雷号”（疑为“雷永丰号”，因该号老板名叫雷逢春，外国人用“新春雷”一词意译，方便记忆。该茶庄位于后来的思茅海关隔壁）参观了七子饼茶的制做方法，并详细记录了七子饼的重量（9两）、拼配比例（4个料）、各原料来源地、价格、销售地、普洱茶的总产量、藏销茶等信息。关于当时进藏普洱茶的情况，甘斯腊在另一篇文章中也对重量方面做了介绍：每筒普洱茶七圆，重两斤（约合今1200克），一筐茶24筒，重48斤，一匹骡子可以驮两筐，也就是茶净重96斤，加上包装的竹筐重4斤，总重100斤。

英国人关于普洱茶较为清晰具体的报告，应是后来被收入《思茅海关十年报告·1897~1901》的为1900年巴黎世博会普洱茶展品所附的说明书，该文全文如下（康春华译）：“普洱茶全部产自中国的掸邦（指今西双版纳一带傣族土司统治地区），不过，由于他们名义上隶属普洱府，所以统称普洱茶。通常在云南消费，也有相当多的普洱茶运往西藏和中国其他省份。1898年经蒙自出口到东京（指越南）的普洱茶有1300担，不过，据称其中350担转往香港。

普洱茶进军中国的每一个省份，由于它远离出产地，被当作一种奢侈品，而非一种普通饮料，人们相信它具有药用价值。人们甚至把它当作饭后的消化辅助而抿上几口。普洱茶由于加工不细致，有一股霉味，无法契合普通外国人的口味。

事实上，除了在将云南与法属老挝分隔开的层层山峦之外，野生茶叶不在中国或日本的其他地方生长，由此推断，这一带极有可能是茶叶的原生地。

茶叶种植出现在湄公河以东的倚邦和易武，以及该河西边的猛海和猛往地区。我们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不过可能在每年4万担左右，倚邦和易武产1万担，猛海和猛往3万担。

倚邦和易武的茶叶种植完全依赖汉人。茶苗来自育种，植株非常小时，得成排地移植到山坡上，山坡已经提前除去了一切草木。土壤保持松软，不时地除草，不过，不需要为茶苗做别的什么。茶树平均能长到7英尺高，10英尺、12英尺甚至15英尺的茶树也是常见的。（1英尺=12英寸=0.3048米15英尺=4.57米）倚邦和易武采摘茶叶的季节开始于3月底左右。头等茶叶称为生芽，是柔软的浑身长着茸茸细毛的芽，只能采到一小点。这种品质的茶叶最受推崇，大部分被细心保存，有些最终要呈奉到北京，作为皇宫贡茶的一部分。其他品质的茶有熟芽、尖子等，仅仅就是生长期长点的叶子，根据其大小、色泽和采摘时间而加以区分。

这几种茶叶采摘后按以下方法焙制：

首先用手工把叶子揉成团，再倒入一个大铁锅，用文火烘焙20分钟左右，然后捞出，在竹席上摊开，用阳光晾晒，偶尔翻动一下，颠一颠，等彻底晾干后再交给妇女和姑娘们分拣，除掉其中的茶梗和花。

在湄公河以西的猛海和猛往地区，茶叶种植属于掸人（傣族）和阿卡人（爱尼人），他们种植茶叶所费的精力要比倚邦和易武的汉人少得多。土地没有清理干净，在大树的遮蔽之下，茶苗几乎像野生的。掸人一直等到叶子成熟后才采摘，故而只能采摘两道。第一道茶叶叫细茶，即‘好茶’；第二道叫‘粗茶’，即粗劣之茶，这是农户唯一认可的两种茶叶。经过粗枝大叶的加工后，把松散的干茶出售给商贩，商贩将其运到思茅、威远（今景谷）、大理和其他市场，在这些市场分拣，压成茶饼，打包出售。

到这里，只说到农户茶叶的品种，至于他们的名称则是不计其数的，根据采摘的时间甚至是产茶地的某座山而得名，使书籍和官方报告等材料中提到的普洱茶概念异常混乱。出售的茶叶是将不同品质的茶叶混合而来，茶叶到了思茅、倚邦、易武等地的茶商手上时，只认可3种。这3种是由农户茶叶按不同比例混兑而成。

为方便运输，散茶按以下简单方法制成茶饼或茶球：将茶叶按比例兑和后倒入盛有少量水的铁锅中，让茶叶软化，易于定型。当茶叶浸泡完全后，抓起几把塞进一块布中，揉压成球状，再在球的外面加上一些含有部分丝状生芽的优等茶叶，再压上一块重石搓实、压平。

用这种方法生产出在全国各地出售的平整的圆形茶饼。茶球采用同一方法制作，不过不需要用重石压制。方形茶饼是用木头模具定形，是贡茶和礼茶的一种。7个茶球或茶饼用竹叶包裹成一筒，然后将茶筒放入板条箱中，用骡子运到各地市场。当然可以在思茅购买到符合个人口味的农户混合茶，但是，这些特殊的混合茶在市场上看不见。

农户茶按产茶区的地名分为好几种，通常区分如下：

头等，生芽，每担平均价格70~80两。

二等，熟芽，每担平均价格45~50两。

三等，尖子，每担平均价格20~30两。

四等，梭边，每担平均价格15~16两。

五等，底茶，每担平均价格12~13两。

六等，高品，每担平均价格6~7两。

前文提到，商业上把普洱茶压成茶饼之后，思茅市场上的茶叶通常分为3种，即：

头等，细茶，饼状，每担平均价格16~18两。

二等，粗茶，饼状，每担平均价格12~14两。

三等，古宗茶，球状。这是一种商业价值低的茶叶，专门加工出售给西藏古宗部族，他们每年带着大队骡马来到思茅，特意购买这种茶叶赴西藏售卖，每担平均价格9~10两。

还有几种特殊的茶叶，名称如下：

①礼茶。品质优良，方饼状，模仿贡茶。

②贡茶。方饼状，用每年作为贡品从倚邦和易武呈送厅衙门的散茶加工而成，从思茅送到省城，再经过一番包装打扮后，呈送北京。

③茶膏。在厅衙门加工制成后送到北京皇宫。其加工方法是，用沸水煎熬进贡茶叶，过滤一遍后，再次熬煮，直到剩下固体黏性物，其韧性足够用刀切成小立方饼，然后呈递云南府，在那里包装，准备送往北京。

关于这份说明书的内容，笔者有几点思考想与大家分享。一是英国人、法国人很早就承认茶叶的原生地在云南，只是这种声音没有被中国的茶业从业者所知晓；二是进贡给北京的散芽茶应该是“生芽”；三是英国海关官员对普洱茶加工工艺顺序的介绍应该是有误的，揉捻工艺应在炒制工艺之后；四是文中提及的云南府应该是地域名称而不是衙门，因为贡茶当时是由云贵总督衙门进贡的，云南府级别不够；五是关于翻译和其对传播影响的问题，在英文原文中，有许多奇怪的名词如“hsi cha”“ping-lao”“chin-tuan”“mao-chien”“paichien”“so pien”等，对于准确理解和翻译有很大难度，也间接影响着传播的内容；六是从文中可推测，那个时代的勐海没有压制紧压茶的茶庄，当时勐海茶叶产量虽然较大，质量却被当时人认为是低端产品；最后是关于文中提到用水煮软化茶叶的方法，其合理性有待考究，有可能是海关官员的记录有误，或是翻译方面等问题。

综上所述，在19世纪末，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都不断有人关注着普洱茶，但由于它的复杂性，西方人对它更多的是好奇，真正理解普洱茶的几乎没有，他们对普洱茶的概括是粗糙的，如女王御前顾问泼赖费尔（Playfair）说普洱茶是助消化的良药，但不能多饮，多饮则病；戴维斯将军说思茅茶不适合外国人的口味……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基本认可云南是茶树的原生地，但这一观点并未被后起的中国的茶叶学者所了解，导致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我们陷入了一个茶叶原生地到底在哪里的长期焦虑之中。直到抗战时期中茶公司退居西南五省，我们才发现成片的野生大茶树，成林的大叶种茶正在云南广袤的土地上野蛮生长，多年的争论也有了答案。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2021年12月刊

作者|杨凯，图文来源：普洱杂志，经授权爱普茶网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