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做一个知识分子为主的沙龙？只是希望在茶里，看到知识人那种温暖的变化。

“知识分子”是我对自己身份最深的认可，前些天我回答媒体人李军奇的采访，引发不少关注。朋友说你喝个茶，又是韦伯、又是弗里德曼，又是哈耶克的，到底要干嘛？我明白他的意思，喝茶是小事，犯不着这么装。但我要讨论的话题，确实来自这些知识人的贡献，所以过去经常说，自己是福柯意义上的专业知识分子，要把茶文化做成韦伯意义上的志业，构建哈贝马斯式的公共空间，形成弗里德曼所谓的思想市场，完成哈耶克的那种自由。这话我说着累，听的人更累。

其实这些人的各种身份，在中国传统里，用一个词汇就可以说明白：文士，就是文人士大夫。文士与茶的传统，陆羽以来已经深入人心，到了宋代更是成为文士的主要标签。但后来这种符号式生活消失了，为了追寻这种茶生活，我写了《民国茶范》，企图在闻一多、梁实秋、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等知识人身上，寻找唐宋以来的茶与知识传统。

因为挨着近，又因为西南联大在昆明的特殊机缘，使得我的一些探访尤其独特。比如我了解到“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林徽因）这话里，“林”就是一棵大茶树。我也了解到，钱穆在岩泉寺写《国史大纲》的时候，宜良宝洪茶常伴左右。他杰出的弟子李埏，更个开启了云南大学研究茶的一个传统，李埏本身是一个普洱茶的爱好者。

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那种唐宋明清常见的茶有助灵思的东西，已经消失殆尽。他们甚至会以不懂茶为由拒绝茶生活，嘲讽茶馆悬挂的“禅茶一味”、“上善若水”。有些知识人甚至觉得茶人很“装”，那些本来属于士大夫“琴棋书画诗酒茶”的传统，在当下遭遇种种误读。我实在看不下去，很是为这些人的担心。

为什么我们会丧失了属于自己的传统呢？据说一份调查问卷显示，当代知识分子最想穿越回去的朝代，是宋朝。他们穿越到宋朝，学会点茶是必备技能。

中华书局今年5月出了《苏东坡全集》，我顺着第一卷往下读，读完诗歌卷时，最强烈的印象就是他笔下的茶一点不比酒少啊，朋友之间寄赠茶，饮茶的感受，茶酒交杯更是日常场景，《寄周安孺茶》那首，长达600字，完完全全是浓缩版的茶史。但为什么后世关注他写酒的人比写茶的人多呢？

原因很简单，研究者自己不懂茶，对这个词对这种生活不敏感。什么都知道的钱钟书，为宋诗做注的时候，却连“分茶”（点茶）都不知道是什么，他生平只会喝立顿茶之类的。我手上有几本研究苏轼的书，一般都会谈到他的酒，他的美食，但几乎不会说他的茶。

最近几年，与他相关的“西园雅集”的生活史也有人研究，但我打开一看，都是讲酒的，茶只字未提。我就有些感慨了，估计只有像我这样喜好茶的人，才能把苏轼从茶杯中再次打捞出来。下一回，其他研究者会因为我的研究而注意他的茶生活同样重要！

在茶杯里打捞知识人，很重要。在昆明猫猫书店，我们5年时间做了500多场沙龙，其实就类似古代中国的雅集。雅集的传统从王羲之的曲水流畅开始，就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到了苏轼的西园雅集，更是有了新的意义。为什么？有些阶段，大家认为知识分子只要读书就可以了，不需要见面。汉代就是这种情况，死读书的人很多。

但在孔子时代，学问都是从问寒问暖开始。“饭菜可适口？”“家里父母好不好？”魏晋就想恢复孔子时代的传统，竹林七贤聚在一起，边喝酒边吐槽，顺便把学问也聊了，隋唐又是死读书的时代，所以唐代有思想的人很少，韩愈这个文学家被归类到思想家一类。

到了宋代，又开始倡导见面了，喝酒有温暖，斗茶有才艺，苏轼有苏轼的雅集，程颐有程颐的圈子，就茶与酒，各有各的妙处，现在看宋代，觉得美好得不行，琴棋书画诗酒茶，天天都在轮流玩。

每一种物质带来的享受，都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这才是宋代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今人最艳慕之处。我们现在物质发达，精神力萎缩，喝酒一口闷，行酒令是没有了。吃茶嫌麻烦，那还有人想着打花？什么都追求快，连等茶凉下来的耐心都没有。与此消失的，还有茶生活。

在当下的知识分子身上，更是难以找到那种茶杯唱和酬谢之作，所以过去多年来，我积极邀约并推进知识人与茶的结合，效果也非常好，很多朋友，两三年时间，就取得不错的收获，能感受到茶给自身带来的那种温暖的变化，有些人甚至完成了精神越狱。

在我们的每一场沙龙中，都要一一每一款茶的来源，土壤、气候、树种等诸多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好茶的标准，过去说“高山云雾出好茶”，就是这个道理。人也是一样啊，为什么有些年代天才云集，就是好的风气在滋养着这些天才，就像云南这个季节破土而出的野生菌，一窝接着一窝。

作者：周重林，图文来源：茶业复兴，经授权爱普茶网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