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曾祺的回忆里，抗战期间的昆明茶馆是美好的，在茶桌前，可以与云南美食相遇，也可以与知名教授邂逅，可以不着边际了胡聊海吹，也可以就艰深晦涩的理论深入讨论。茶馆里有市井喧闹，也有金石之声，更有一股子浩然气。

在跑警报的时候，大家狼狈奔跑，却有两位广东人从来不参与，一位要独享澡堂洗澡，一位乘着火力去煲汤。热汤一碗，让人忘却生死。

这就是汪曾祺的昆明与联大故事令人着迷之处。

泡在茶汤里，是联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李政道与同学一大清早就坐进茶馆，要一壶茶，从早读书到晚。“会朋友也在茶馆会面，茶馆是很客气的，提供开水。这位置也没人抢的，你书放里面。这个风气，对于学生学习起了大作用，可以说是昆明的人民作出的贡献。茶馆实际上是代替了图书馆。这就养成一个学风，这个学风可以说是茶馆学风。”

茶馆学风是什么？就是清贫而不堕青云之志。

刚好，昆明有一条街就叫青云街，街上有很多茶馆，来报考云南的大学的赵仲牧，就在这里的茶馆遇到正在吃茶的闻一多先生，他有些激动。他也能够认辨认出那些学生是联大的，那些学生是云南大学的。钱穆同样有这样的本领，在茶馆里，他看一眼就知道联大女生与别校女生区别。钱穆喝着宝洪茶写就的《国史大纲》，那时正在昆明报刊连载，他的学生李埏每次刊出后都要去茶馆探听意见。

那时候的青云街，报刊云集，名师云集，陈寅恪、罗常培、傅斯年一群人就住在这里，老舍客居昆明的时候，茶馆里经常有他们的身影，罗常培还专门写了一篇考证“茶”传播的文章。

昆明茶馆以翠湖为核心，分布在青云街，龙翔街、凤翥街、珠玑街、文林街。边喝茶边逛街，别有一番风味，北京师范大学刘乃和就走出一个气象万千：循着学不可无师的先生坡，通过文化塑人的文化巷，进入琢玉成才的云南大学，出东门跨出北门街，踏上青云街道，攀登大兴坡，来到可臻圆通境圆通街，入眼青年路，托振兴于青年，寄希望于未来。

青年学生在茶馆的轶事，让昆明更添一股茶香。

杨振宁、黄昆、张守廉三个人，是联大学生的“三剑客”，在学校吃完饭就往茶馆跑，常常坐一个半钟头，高谈阔论。他们聊什么呢？杨振宁说，“天南地北什么都谈，当然也包括对物理的讨论。其中我特别记得的一幕是讨论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跟牛顿的经典力学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茶馆里头三个人辩论哥本哈根的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这些聊天内容影响了杨振宁一生，“我常常跟研究生说，研究生在念书的时候所学到的东西，多半情形下，是从同学那儿学到的，不是从课本上，也不是从老师那儿学到的。因为同学之间的辩论，可以真正地深入。跟老师你不能接触的时间太久，跟同学你可以持续不断地讨论。那天晚上，我们这件事情前后讨论了四五个钟头，才把每个细节都辩论得清楚。这一点我知道多半的物理学生都有同感。”

何兆武就听过他们在茶馆里的聊天，杨振宁对爱因斯坦有大不敬的话，何兆武听得暗暗心惊，随后也理解了，人不轻狂枉少年。

研究成都茶馆的王笛讲，现在的茶馆风格，直接继承民国年间的茶馆风格，更早期的茶馆，更多是遛鸟看戏的地方，但近代以来的茶馆，才产生了教育与美育，不仅让城市变得干净，也让人市民风气产生了深刻影响，昆明茶馆亦是如此。整个西南茶馆，都在悠闲与热闹中，创造出了小小的宁静时间，让人沉思。

唐德刚在重庆，喝着坝坝茶思考郡县制的问题。黄裳在成都茶馆，也发现这里与苏州茶馆大不一样之处，警察与挑夫共处一室，西装与学生共坐一处，“其为用也，不亦大乎”，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角落。

陈珍琼在《茶馆与昆明社会调查》统计，1941年，昆明有茶馆350余家，大部分是清茶馆，占据总数90%以上。清茶馆专卖茶水，设备简单，并无清唱说书。来清茶馆的客人多以喝茶、会友与谈事为主。大的清茶馆有三四十张茶桌，日接客三百人以上。小的只有三四桌，每日不足百人。

翠湖中心的海心亭，有一家庆云茶楼，1934年开业，生意很不错，日客有百余人，茶客中工人占35%，学界占30%，商人占5%，其他的占30%。湖心亭成为学生的最爱，大约是这里风景宜人，湖色可爱，也是恋人流连之地，故女茶客的数量也占茶馆翘楚。茶馆里谈论话题最多的是女人，无论工人、学生还是军人。

庆云茶楼所用之茶是珠兰香片茶，中上等茶。

昆明正义路的华丰茶楼，有三层楼，除了经营茶水，还兼有酒水、沐浴业与住宿业务，是昆明非常知名的茶楼。因为服务做得好，经常承办政府的宴会，茶会。还外派人员协助政府接待要员，茶楼的接待用茶是毛尖茶。

工商界人士喜欢去的太白居，在光华街，能容纳七十人，条桌九张，瓷茶碗六十余个，这里饮茶氛围浓，墙上时常挂有抗战宣传画，也常有学界的老师学生光临。光华街上还有家光华茶社，之前名为中山茶社，市政府认为有辱国父之意，下令改名。光华街上的品香茶社，日客有255人左右，这里啥人都，消息最是灵通，经常有人靠倒卖消息生存。

学界喜欢去的茗春茶社，在绥靖路上，是一家1911年成立的老茶社，每天接纳茶客350人，所用茶叶是景谷茶，老板亲自往返产地采购。除了喝茶，茗春茶社最大的特点是斗雀，斗雀是在嵩明一带的鸟，生性好斗，斗雀的时候把雀放在茶桌上，四周围上围栏。

昆明茶馆开的年代久的，大部分都是带有清唱的茶馆，金碧路上的太华春，文庙街的利记茶社，正义路的缘友茶社，都是超过十五年的老店，太华春有戏台，能容纳350人。

景星街的从兴茶社主要是说书，1926年成立，搬了三次家都在景星街，一天能容纳250个客人，可以玩扑克牌，可以打麻将，有些联大学生会来这里打桥牌。

昆明茶馆常用的外地茶，有从上海来的杭州龙井，祁门红茶，也有来自河北的北京香片，这些茶是从滇越铁路运进来的。还有沿着店面公路运输进来的立顿红茶。云南茶，则是沿着茶马古道来的风山茶（凤庆）、勐库茶（双江）、景谷茶（景谷、景东）、三宋茶（景洪）、大山茶（易武、江城）、坝子茶（勐海）、十里香（昆明）、宝洪茶（昆明）、感通茶（大理）、太和茶（保山）。

抗战时期的昆明，来了很多才子，对茶馆有影响么？有。让这里的茶味中，多了一股书香味，在茶气中多了一股书卷气。李政道说，昆明人对学生是真的好，古道热肠，不嫌弃他们穷。

看到茶馆里有光的不只是李政道，还有邹承鲁。他说：“茶馆比较亮，还有水喝”，别人聊天打牌，他们读书。在喧闹中练就读书的本领，是联大学生的特长。王希季有时候去晚了，附近茶馆都被同学占据，只能跑到金碧路的茶馆去。

赵宝煦喜欢在窗明几净的文林街坐茶馆，与同学们一起念书。人穷，喝不起茶，就只喝白开水，当地人叫玻璃茶。赵宝煦说，“当年昆明人的用语很雅”，还怕学生多心。

陶行知为茶馆撰写的对联，很符合抗战时期的昆明茶馆：嘻嘻哈哈喝茶，叽叽咕咕谈心。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感慨地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昆明茶馆，就像十九世纪巴黎的咖啡馆，无数天才结伴而来。

参考文献：

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

汪曾祺《跑茶馆》

陈珍琼《茶馆与昆明社会调查》

作者简介：周重林，学者，作家，著有《茶之基本》《茶叶战争》等多部畅销茶书。

图文来源：茶业复兴，经授权爱普茶网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