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作为皇朝贡品，起始于何年有待进一步考证。据史料记载，至迟在清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时期应已岁贡。北京茶叶专家王郁风先生对普洱贡茶做过考证研究，曾于1993年4月在思茅举行的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交流，笔者在场听过。现从“贡茶品种”“贡茶受宠”“贡茶采办”“贡茶国礼”等方面据笔者所知分述之。

（一）普洱府贡茶品种

清代雍正年间以来，宫廷将普洱茶列为贡茶，视为进贡朝廷珍品。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定普洱府上贡茶４种：团茶（分5斤、3斤、1斤、4两、1.5两重）、芽茶、茶膏和饼茶。其后，清政府又规定，贡茶由思茅厅置办。清《普洱府志》卷十九有载，每年贡茶为四种：团茶（5斤重团茶、3斤重团茶、1斤重团茶、4两重团茶、1.5两重团茶）、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作为贡茶的还有景谷民乐秧塔白茶，即“白龙须贡茶”和墨江的“须立贡茶”。

思普区（今称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在唐南诏时称银生节度地）的茶叶，唐宋以来销往西藏。清《普洱府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以后历代皇朝常用云南普洱茶同吐蕃交换马匹，即“茶马贸易”，茶名可能当时称“银生茶”，茶叶有了稳定的销路，需求增多，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普洱府六大茶山，声誉远播。明代万历年间，谢肇淛在其著《滇略》中，第一次提到“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普茶”即“普洱茶”，此后各种史料亦见有普洱茶名记载。清雍正四年（1726年），云南总督鄂尔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统治政策，废土司，设官府，置流官，驻军队，加强行政统治。雍正七年（1729年）设置“普洱府”治，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设“思茅厅”，辖车里、六顺、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笼、橄榄坝九土司及攸乐土目共八勐地方，裁思茅通判，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六大茶山均在思茅厅辖区内。于是普洱府的思茅厅成了六大茶山茶叶购销集散中心，集市贸易十分繁荣。同年，普洱茶名震京师，清政府题准征收茶捐，《大清会典事例》称：“雍正十三年题准，云南商贩茶，系每七团为一筒，重四十九两（折合现在的3.6市斤），征收税银一分，每百筋（即斤）给一引，应以茶三十二筒为一引（折合现在的105.2市斤），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于十三年为始，颁给茶引（执照）三千（折合现今3582担）颁发各商，行销办课（税收），作为定额造册题销。”清政府为控制普洱茶的购销权利，鄂尔泰总督于雍正七年即在思茅设立官办的茶叶总店，指派“通判”官员亲自掌管总茶店，推行变相的茶叶统购专卖土政策，不许私相买卖，以独垄其利。同时推行岁进上用茶芽制，选取最好的普洱茶进贡北京，以图博得皇上欢心，岁岁如此。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按例恭进”的贡茶有：普洱小茶400圆，普洱女儿茶、蕊茶各100圆，普洱芽茶、蕊茶各100瓶，普洱茶膏100盒。故精制上好的普洱茶珍品即成了岁进皇宫的贡茶，普洱茶之名也因是贡茶而在海内外享有更高声誉。

（二）普洱府贡茶受宠缘由

普洱茶作为贡茶进入北京清皇宫廷后，皇室成员都要品尝，经过同各地送来的贡茶进行比较，发现普洱茶茶味与茶性都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小叶种茶，深得帝王家的青睐。究其原因，在于普洱茶是深山老林原始大森林中的云南大叶种茶，具有茶味特别浓厚的特殊品质，帮助消化的功力最强，并有治疗、保健的作用。普洱茶的特性，明清时代人士早有体验，并有多种文字记载，明代崇祯进士、懂医学的学者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写道：“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最能化物。”清乾隆年间学者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云：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苦涩。逐痰下气。刮肠通泄。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犹大也”。在其卷六《木部》又云：“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可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思茅厅采访》云：普洱茶“帮助消化。驱散寒冷。有解毒作用”。普洱茶的这些茶性，非常适合清宫贵族们的生活需要。

清皇朝满族祖先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肉食为主，进入北京成为帝王贵族后，养尊处优，饮食珍馐无所不及，需要一种消化功力大的茶叶饮料。而普洱茶正是这种特性，于是上贡的普洱茶、女儿茶、普洱茶膏，深得帝王、后妃及吃皇粮的贵族们的特别赏识。宫中以饮普洱茶为时尚，有用于泡饮的，有用于熬奶茶的，尤其每年冬季北方气候干燥，例须多饮普洱茶。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于是云南普洱茶在清代北京名声大噪，社会咸闻。经历代地方官吏认证，民间品评，云南普洱茶确为我国后发酵茶中的极品，从清雍正初年一直延续到清末，历时近两百年，成了专作皇宫饮用的佳茗。

清代大文学家曹雪芹对普洱茶有所见闻，便在描写贵族生活的巨著《红楼梦》一书的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一章中，描写到喝普洱茶女儿茶助消化的事。那是贾宝玉生日之夜，八位姑娘为宝玉做生日，很晚没睡，荣国府女管家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位老婆子来怡红院查夜，见大家没睡，催促早睡。宝玉说：“今日吃了面，怕停食，所以多玩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说：“该焖些普洱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焖了一茶缸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女儿茶亦为普洱名茶，清人阮福在《普洱茶记》载：“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由此可见，普洱茶在上层人士心目中的地位。

清宫品重普洱茶的风尚传到贡茶产地云南，故清人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有“普（洱）茶，名重于天下”之说，清人阮福在《普洱茶记》中有“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的记载，反映出清代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饮茶时尚。

清代宫廷皇族和社会上层人士之家爱饮普洱茶的风尚，代代相传，直到晚清民国以至20世纪60年代。清亡后，一些出宫的太监、宫女们所述宫中见闻中也有反映。曾经伺候慈禧太后日常生活8年的宫女金易、沈义羚在《宫女谈往录》一书中说：“老太后（慈禧）进屋坐在条山炕的东边。敬茶的先敬上一盏普洱茶。老太后年事高了，正在冬季里，又刚吃完油腻，所以要喝普洱茶，因它又暖又能解油腻。”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也证实，云南普洱茶是清朝皇室成员心目中的宠物，拥有普洱茶是衡量皇室成员显贵的标志。后来当了全国政协文史委员的溥仪先生和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同是满族人，两人交往颇深。1966年在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中，两人常在一起工作，任务完毕，老舍亲自送溥仪回府，溥仪则留老舍小憩，品茶叙谈。一次老舍问及溥仪，你当皇上时喝什么茶，溥仪告知：“清宫生活习惯，夏喝龙井，冬喝普洱，拥有普洱茶是皇室地位的标志。皇帝每年都不放过品茗普洱头贡茶的良机。”即所谓“香于九畹芳兰气，圆如三秋皓月轮”，皇帝也爱品茗云南细嫩芽叶制成的小而圆的普洱茶，以延年益寿。清宫能够妙用普洱茶，这在养生之道上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难怪普洱茶如此受到皇室宠爱。

（三）普洱府贡茶采办

贡茶的采办是非常认真的，清朝皇家饮用的贡茶沿用明制。清康熙二十九（1690年）《清会典》中规定“岁进茶芽。顺治初，系户部执掌，七年改属礼部”，“顺治七年（1650年），礼部照会产茶各省市政司，每年‘谷雨’后十日起解，定限日期到部，延缓者参处”。云南普洱茶始贡时间，据有关史料考证，至迟在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时期应已岁贡。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三月的官方文告《禁压买官茶告谕》中有“每年应办贡茶，系动公件银两，发交思茅通判承领办送”等语，可知那时已每年进贡清宫普洱茶，且是在思茅采办的。清《普洱府志》卷之十九、食货志六载：“检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茶锡瓶、缎匣、木箱、茶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鲜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干茶。每斤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光绪二十年（1894），易武茶商李开基的“安乐号”茶庄，车顺来的“车顺号”茶庄，因敬贡“易武正山七子饼”茶，而获云南布政使书赠朝廷“瑞贡天朝”匾额，李开基、车顺来被敕授“例贡进士”，其中李开基还被吏部敕命为职修佐郎。至今易武车顺来茶庄后人还保留有清光绪年间云南布政使特赐的“瑞贡天朝”匾额。现存的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思茅官府向倚邦茶山催交贡茶的文书“札”中写道：

“为札饬遵办事照得本府于二月初二日案，奉思茅府谢札开除原文有案外封宾采办，先尽贡典，生熟蕊芽办有成数，方准客茶下山，历办在案，兹当春茶萌发之际，亟应乘时采办，切勿迟延致干参究等因，奉此惟今本府票差前往各寨坐催外，今行札知。为此仰本山头目及管茶人等遵照，谕到即行饬令茶民，乘时采摘贡品芽茶及头水细嫩官茶，速急收就运倚（邦）交仓，以凭转解思（茅）辕（官署），事关贡典，责任非轻，该（土）目等务须认真札催申解，勿得延埃远误摘采，即期不缴，定即严提比追不贷懔之，切切特札！右札仰本山头目及管茶人准此。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日札”

此札说明当时思茅官府采办贡茶是抓得很紧的，清代《普洱茶记》有载：“二月采毛尖，以作上贡，贡后方能出售。”当时的普洱贡茶分团茶、芽茶和茶膏等8个衣色，由思茅当地官员（同知）备办“贡茶”呈送清宫。

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做主要经济来源和物物相换的对象，所以几乎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充斥。采制贡茶讲究“五选八弃”，即选日子、选时辰、选茶山、选茶丛、选茶枝；弃无芽、弃叶大、弃叶小、弃芽瘦、弃芽曲、弃色淡、弃食虫、弃色紫。贡茶厂制作前先要祭茶祖诸葛亮，掌锅揉茶师傅沐浴斋戒，这才“请锅”。揉茶师边用两手在热锅内提、翻、抖，边轻揉、轻拌、轻按、轻转、轻搓，旁边有人为他擦汗，御用贡茶是不许滴半点汗进去的。清代普洱儒生许廷勋在《普茶吟》诗中有吟：“满园茶树积年功，只与豪强作生活。山中焙就来市中，人肩浃汗牛蹄蹶。万片扬箕分精粗，千指搜剔穷毫末。丁妃壬女共熏蒸，笋叶藤丝重检括。好随筐篚贡官家，直上梯航到宫阙。区区茗饮何足奇，费尽人工非仓卒。”诗中写出了入市卖茶的情景和精选贡茶的情形。

清阮福《普洱茶记》记述了普洱贡茶的采制时节和制茶名称：“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那时的采茶时节与现在大体相仿，志书记载是可信的。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备办贡茶极为讲究，第一是要好茶“毛尖，以作贡”；第二是要讲究花色、要八色贡茶；第三是规定有一定贡茶数目，每年上缴贡茶上万斤；第四是指定由思茅厅长官领银承办。每年向清宫进贡普洱茶的定例，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前后历时近两百年。皇用贡茶储存在清宫内的“茶库”里，此“茶库”据北京王郁风先生考察，在今北京故宫东面的永和宫东。1937年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载：“茶库，设员外郎二员，六品司库二员，无品级司库二员，库使十五名。”专司收存管理，说明了清皇朝对贡茶管理的重视程度。

怎样送呈贡茶呢？

据载，普洱有一位当年当过清末送贡茶的“夫头”，他讲给后辈听，后辈又告知普洱老人朱俊先生：贡茶制成后，县、府、道的官员们要会同“恭选”，好中选好。把选上的团茶、饼茶（女儿茶）、蕊茶之类，用黄包袱包好；普洱芽茶和普洱蕊茶是散茶，盛入精制的锡瓶，也用黄包袱包好、缝上，女儿茶膏则盛入锦缎木盒，用黄包袱包好。然后，由“恭送”的官员、千总、把总带领兵丁，把贡茶顶在头上，到县衙门，跪在大堂上。县官叩迎贡茶之后，请出大印，往那些包了贡茶的黄包袱上盖上章，这叫“用印”。第二道程序便是到府台衙门用印。最后，头顶着贡茶到道台衙门用印。道台便发给由兵部制造的“火牌”一杖。凭这“火牌”可以“过州吃州，过县吃县”。领了火牌，便将贡茶装入木箱，捆在驮架上，抬驮子上路。送贡茶的马帮浩浩荡荡，从普洱府宁洱县城一天到磨黑，第二天到上把边，而后到通关哨、布固江、黄草坝、他郎厅（墨江）、大歇厂、莫浪，元江州……总共经过17个“栈口”，到达昆明，进了昆明便到巡抚衙门销差验交，再由督抚大吏派员恭送进京。

（四）普洱贡茶是国礼

清朝时赠送外国的国礼，除珍宝、玉器、瓷器、漆器、绸缎外，还有普洱茶。清皇朝每年收纳的普洱贡茶，除了供清宫皇家饮用或分赠皇亲国戚外，也选作赠送外国使节的礼品茶，视为代表中国的高级土特产礼品。史籍间有记载，在乾隆年间，清朝与英国交涉两国贸易问题时送的礼品中就有普洱茶。茶叶专家王郁风先生据故宫博物院1990年编清朝档案材料《掌故丛编》中考证得知，英国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特派前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觐见团一行95人，以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为名来华，向清朝皇帝请求改变当时中国只开广州单一口岸对外通商，要求增加通商口岸，降低关税，允许设立租界，派驻公使长驻中国。英使觐见团随船带来礼物地球仪、天文钟、聚光镜、战舰模型、铜炮、火枪、马车、玻璃彩灯、金线毯、毛料等19项贺寿礼，以图皇帝欢心，打通关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九月十四日，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英使团，并在万树园宴请，乾隆帝婉言不准所请，不予同意，但作为礼尚往来，回赠了英使团大批珍贵礼物，其中就有普洱茶、女儿茶和普洱茶膏。按清朝礼例每次接见或宴请、参观、看戏，都要赠送礼物，称为“赏赐”，每次每人一份。王郁风先生从清朝档案材料《掌故丛编》中摘录的３次回赠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礼物有：第一次，赏英吉利国王物件，计有珐琅、珍宝、玉器、漆器、瓷器、花缎、画册、鼻烟壶及土产食品计92项（对、套）479件（个），其中包括普洱茶8团、茶膏4匣、六安茶8瓶、武夷茶４瓶。第二次，又加赏英国国王物件，绫罗丝缎、漆器、扇、笺、食品等，计40项455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团、茶膏5匣、武夷茶10瓶、六安茶10瓶。第三次，又随“敕书”，即答复英国的国书，赏给英国国王物件计41项，1016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团、茶膏5匣、武夷茶10瓶、六安茶10瓶。

每次赠送国礼，例由清朝“军机处”逐人逐项开列详细清单，呈送皇帝阅批后送给。这批清朝礼品茶的计数单位，普洱茶称“团”，女儿茶称“个”，茶膏称“匣”，这与清代思茅厅采办的普洱贡茶单位称谓及《普洱府志》所载的计数称谓是相符合的，故是思茅厅进贡清宫的普洱贡茶无疑。其普洱贡茶作为皇宫饮品和国礼，声誉远播海内外直至今日，是可想而知的。（作者系普洱市文物管理所原所长、研究员）

作者：黄桂枢，来源：茶周刊，经授权爱普茶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