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贡茶时代的绝响
有清一代，普洱茶名播天下，京师尤重之。普洱跻身于贡茶之列，成就了普洱茶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清代的贡茶区域扩大，由明代的五省扩展到十三个省份，作为边陲之地的云南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入列贡茶之地。
顺治七年（1650年），清廷执掌贡茶由户部改为礼部。贡茶的制度化、体系化，有着逐渐完善的过程。
清代贡茶分为例行的土贡和不定期进贡。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显示，清代早期的普洱茶很有可能是作为一种临时性的不定期进贡进入宫庭，而后成为例行的土贡。
已知清代普洱的进贡，始见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开化（今云南文安县）总兵阎光纬‘进普洱茶肆十圆，孔雀翅十副，女儿茶捌篓’”。正是这么一个低级别的地方官员，无意中开创了普洱茶进贡的先河。
雍正七年（1729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在云南地方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同年八月六日，云南巡抚沈廷正向朝廷进贡茶叶，其中包括大普茶二箱、中普茶二箱、小普茶二箱、普儿茶二箱、芽茶二箱、茶膏二箱、雨前普茶二匣。普洱真正作为例行的贡茶，应该是由此伊始，并在以后得以沿袭，一直到清末光绪年间终结，历时近两百年之久。
雍正十二年（1734年）云南巡抚张允随所进贡单为：“普茶蕊一百瓶，普芽茶一百瓶，普茶膏一百匣，大普茶一百元，中普茶茶一百元，小普茶一百元，女儿茶一千元，蕊珠茶一千元。”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八月初二，乾隆皇帝圈定了进贡人员的名单（共84人），入选其中的都是倍极荣耀的人臣。大致有六类：一是宗室亲贵，有亲王、郡王、贝勒；二是中央大员，有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都统；三是地方大吏，有总督、巡抚、将军、提督；四是织造、盐政、关差；五是致仕大臣；六是衍圣公。自此，贡茶的体系也趋于完备。
贡茶形成规制之后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云贵总督富纲分别于三月二十六日、四月二十四日进贡普洱茶；四月二十三日贵州巡抚冯光熊进贡普洱茶；四月二十九日云南巡抚费淳进贡普洱茶。
仅以四月二十四日云贵总督富纲进贡普洱茶清单为例：普洱大茶五十圆、普洱中茶五十圆、普洱小茶二百圆、普洱女茶五百圆、普洱蕊茶五百圆、普洱芽茶五十瓶、普洱蕊茶五十瓶、普洱茶膏五十匣。这四次进贡的普洱茶，倘若以单次数量来看，大致处于一个相当的水平线上。
同一年当中，云贵总督富纲两次进贡普洱，贵州巡抚冯光熊、云南巡抚费淳各进贡了一次普洱茶。应该是遵照执行乾隆皇帝的旨意，地位高的进贡了两次，地位低的各进贡一次，似乎可以说明权利与义务对等。
据《宫中杂件》记载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新收普洱茶的品种数量为：“普洱大茶九十个，普洱中茶九十个，普洱小茶九十个，普洱女儿茶三百个，普洱珠茶四百五十个，普洱蕊茶八十瓶，普洱芽茶八十瓶，普洱茶膏八十匣。”
对比雍正、乾隆、光绪年间普洱茶的贡单不难发现，进贡的普洱茶在种类、数量、规格、形制上有着相对稳定的体系。
首先从普洱贡茶的种类上可大致分为三类：大中小号的紧团茶，瓶装的蕊茶、芽茶之属的散茶，匣装的普洱茶膏。
普洱贡茶中紧团茶的计量单位元、圆、个混用，表述的意思应该是一样的，普洱贡茶中的散茶都以瓶装计量，普洱贡茶中的茶膏则以匣装计量。
进贡的三类普洱中，尤以紧团茶的数量为多，却只分了大、中、小、女儿茶与珠茶，只看贡单，很难弄清楚重量。幸好我们有道光五年（1825年）阮福所写《普洱茶记》作为参考文献，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万秀锋等以实物对照后得出结论：普洱大茶即五斤重团茶，普洱中茶即三斤重团茶，普洱小茶即一斤重团茶，女儿茶即四两重团茶，珠茶即一两五钱重团茶。仍然以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三省进贡朝廷的贡茶作对比，普洱贡茶的总数量确属最大，但总量仍然是有数的。传闻清代进贡宫庭普洱茶的数量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斤，纯属无稽之谈，不足为凭。
令人感兴趣的还有被标称为“最大型普洱团茶”的普洱，从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万秀锋等人所撰写的《清代贡茶研究》一书中的图片来看，与邓时海教授所著《普洱茶》一书中所列被称作“普洱茶太上皇”的贡茶，在形态上相仿佛。而与据称为故宫博物院赠与普洱市博物馆展出的“万寿龙团”，在形态上不尽相同。据万秀锋研究员等人书中所述：大、中、小、女儿茶与珠茶的外形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其重量和体型的差异。普洱市博物馆典藏的女儿茶展品，尚且带有故宫博物院的标签，可以近距离观看。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洱茶贡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兴昌先生有过交集，先生所制作的普洱贡茶，更近乎于金瓜的形态。也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洱团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阮仕林先生亲身交往，先生所制作的团茶，大小与女儿茶相若。
据故宫博物院万秀锋研究员等人的研究认为：“现存的普洱茶最晚不过光绪年间，距今一百多年，至多不会超过一百五十年。”从满清王朝覆灭至今已历百余年，其后普洱贡茶不复存在，文化的传承并非尽如人愿，这个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回到清代普洱贡茶的脉络上来，入贡的普洱茶有着特定的规制，在名称、形态、重量上都有所体现。
清代早期，女儿茶的名字非并是普洱茶的专属，在普洱茶入贡后渐至于显贵。受到封建礼制的影响，民间逐渐舍女儿茶的名称而唤作姑娘茶，至晚清时期，甚至于在女儿茶的形态上沿变出窝窝头型的沱茶、心脏型的紧茶。
乾隆三十年（1765年）赵学民撰《本草纲目拾遗》记载：五斤重的团茶被称作人头茶。川滇交界处亦有仿冒品。
四两重的女儿茶、五斤重的人头茶，从文化意义上探析，都有进献、进忠的意味。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时代，在名称、形态上都代表了天子的无上尊严，在文字狱大兴的清代，想想都让人觉得不寒而栗。这恐怕才是进贡的普洱茶有别于民间普洱茶的根本缘由所在。清末边销藏区的心型紧茶，内销的窝窝头型沱茶，大都是因由于此。
万秀锋研究员等人提到故宫博物院现今所存的藏品中包括七子饼茶和茶团。而在进贡的文献资料中则没有提及七子饼茶。而七子饼茶恰是普洱茶最为常见的形态。云南访茶期间，在易武落水洞一位茶农的家中，曾经见过一个压茶的石磨，看上去颇有年代感。据茶农介绍说：这个家传的压茶石磨已经有二百多年了，曾经多次被人借去，仿照形制加工新的压茶石磨，中间不小心磕了一个豁口。无法判定茶农说辞的可信程度，但这个石磨确实可以压制出七子饼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由此就留下了一个未解的谜团，七子饼茶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又是通过什么样的的渠道进入清庭的？
普洱贡茶中的散茶，明显受到了名优绿茶的影响，釆摘制作的细嫩蕊茶、芽茶即属此类。
普洱贡茶中的茶膏独具特色，故宫博物院典藏的普洱茶膏，色泽如漆，膏体平滑细腻，表面富有光泽。造型上呈四方倭角形，上表面中心为团寿字，四角隅以蝙蝠纹装饰。足可见其承继了紧团茶时代“龙凤团茶”的遗韵。
名意上进贡朝廷的普洱茶是有专项资金的，咸丰时，云贵总督张亮基奏称：“思茅厅每年应办贡茶向藩库请领银一千两发交倚邦土弁釆办运省解京。”这与道光年间阮福在《普洱茶记》中的记载相呼应：“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釆办，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实际上贡茶的弊端极大，虽经整治，终不免于加重茶农的负担，深受其害。
贡茶备办完毕以后，按照贡茶规制，自谷雨后十日，由地方官员派员解送至京。从遥远的边陲之地云南，将普洱贡茶运送至京城，其间的艰难险阻是今人所难以想象的。
普洱贡茶产自于六大茶山，光绪年间《普洱府志》所载为：攸乐、革登、倚邦、莽枝、曼砖、曼撒。曼撒后为易武取代。清代，茶农需要将茶叶从六大茶山运抵普洱。再经捡选制备完成，封印之后运往省城昆明。地方官民于道光六年（1826年）开始修筑石砌五尺道，历时三十年，于道光三十六年（1856年）完工，后来又将其延至六大茶山的倚邦，这就是著名的茶马古道。普洱贡茶由昆明可以经由陆路，亦可经由水陆联运将其运至京师。有研究人员经过计算，需耗时110天以上，为所由贡茶省份中贡茶扺京耗时最久。
普洱贡茶运扺京城后，交由礼部接收。贡茶由专门的保管、分配机构茶库。据相关档案可知，作为贡茶的普洱深受皇帝的喜爱。嘉庆二十五年间的二月至七月，皇帝每日用普洱茶三两，一月用五斤十二两。光绪二十六年间至二十八年间，皇帝每日用普洱茶一两五钱，一个月共用二斤十三两，一年共用普洱茶三十六斤九两。皇帝不独自己享用普洱贡茶，还用其赏赐皇亲贵胄、外藩各部、外国使节。英国使者斯当东描述团茶：“茶叶并非普通散开的茶叶，而是一种胶水和茶叶混合而制成的球形茶叶。此种茶叶可以长久的保持原来的味道，在中国系最贵重之品。这种茶叶出产于云南省，不经常出口外销。”其中虽有误解，也有推崇。
中国贡茶的历史源远流长，仅就普洱茶而言，作为贡茶，清代以前缺乏确凿可信的文献资料，清代之后，伴随封建王朝的终结，普洱作为贡茶亦成为时代的绝响。
回望普洱作为贡茶的清代，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到那属于普洱茶的黄金时代，在物质与文化的双重层面，都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馈赠。
作者简介：马哲峰，洛阳人，久居郑州。师从茶文化名家李伟先生习茶多年，已故书画大家王九朝先生门下私淑弟子。国家级高级评茶师，国家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国家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督导员。兼任中华茶人联谊会理事，河南省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河南省茶叶商会副秘书长等社会职务。受聘担任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安阳工学院、平顶山学院、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周口科技职业学院等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创办有郑州马哲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行知茶文化讲习所，致力于茶教育、促进茶经济、弘扬茶文化，《人民政协报》等多家媒体予以专题报道。2014年荣膺河南十大文化先锋人物，2017年荣膺《普洱》杂志创刊十周年优秀撰稿人。所著《普洱寻茶记》，荣登2018年茶媒推荐阅读十大茶书榜单。新著《读懂中国茶》，荣登2019年茶媒体推荐阅读十大茶书榜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