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光炜贡茶奏折

当代著名作家金庸先祖，清代诗人查慎行（1650~1727），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五十二年（1713），致仕归里，著有《他山诗抄》。在他入朝为官时期，曾经获赐普洱茶，并为此赋诗一首，以示皇帝的恩宠。

谢赐普洱茶

洗尽炎州草木烟，制成贡茗味芳鲜。

筠笼蜡纸封初启，凤饼龙团样并圆。

赐出俨分瓯面月，瀹时先试道旁泉。

侍臣岂有相如渴，长是身依瀣露边。

普洱茶在康熙年间已经入贡清廷。康熙五十五年（1716），镇守云南开化等处地方副将总兵官阎光炜恭贺康熙皇帝大寿所进贡品中有“普洱茶四十圆，女儿茶八篓……”。

雍正初年，围绕普洱茶进贡事宜，被蒙在鼓里的云南巡抚杨名时被动与雍正皇帝之间上演了一出双簧，在杨名时引经据典谴责了一番查嗣庭妄议汉人不可向皇帝进贡的谬论之后，雍正皇帝顺势收下杨名时进贡的普洱茶，这番皇帝与大臣们之间极限拉扯的场面极富剧情。但是反面典型查嗣庭就惨了，连带他儿子一起被斩首，就连查慎行也被牵连，不久后就去世了。

作为雍正皇帝肱股之臣的鄂尔泰，在出任云贵广西总督期间厉行改土归流。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设立普洱府成为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施政之余的鄂尔泰固然不敢忘记主子的喜好，在他受命编纂的《云南通志》中记载：“普洱府，茶，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六茶山，而以倚邦蛮砖者味较胜。”最好的普洱茶出自六大茶山，主要就是进贡给皇帝享用的。同年，云南巡抚沈廷正向朝廷进贡普洱茶。即便如此，也没能改变雍正皇帝对沈廷正的嫌恶，指斥其非封疆之才，只能取其一长，将就可用。这可真是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的经典一幕。

雍正十一年（1733），鄂尔泰的侄女婿尹继善走马上任云贵总督受命进行善后。同鄂尔泰刚猛严苛的施政纲领相比，尹继善讲求一个刚柔相济的策略。在其给雍正皇帝的奏折《筹酌普思元新善后事宜疏》中专门论及茶事，着眼点在于“官员贩卖私茶”及“兵役入山扰累”，给出的解决方法是“宜严定处分也”。也正是在尹继善举荐下，倚邦土司曹当斋与易武土司伍乍虎成为清廷命官，此后成为六大茶山最为显赫的两大土司家族。

彼时的尹继善有两个相友善的好帮手，时任云南巡抚张允随与云南布政使陈宏谋。后世陈宏谋的名声远比前两位大得多，被认为是大清王朝十八世纪最杰出的名臣。

云南布政使陈宏谋肩负统筹办理普洱贡茶的事项，按照朝廷的谋划，由主管财政的布政司出资，拨银给思茅通判（嗣后为思茅厅同知）采办，皇帝享受到了普洱茶，夷民不受其累。

看似完美无缺的规划，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很快走了样。承办贡茶的思茅通判可不是那么好当的，更何况做官本来就没有几个不贪的，上下串通一气贪墨的状况迅即表露无疑。承办普洱贡茶的思茅通判派出的衙役，以及家人、亲友等无不趁机捞取好处。作为主办贡茶的思茅通判，或迫于势力，或瞻顾情面，向例向各级文物衙门分送之茶，其数量数倍于贡茶，这些都是打着官茶的名义。其手段有“短价强买”，有“以损坏之物抵为茶价”，有“抽丰白取”。此外，“又有承办箱匣锡瓶等项”，还要“派夫压送”。“甚至本系商贾买茶，以皆冒指官茶。”

云南布政使陈宏谋洞悉此中“垫赔苦累”，极力想要阻止“茶山永成苦海”。身为云南布政使，陈宏谋以身作则，在禀明督抚后，竭力为夷民减轻负担。将上年买存之茶拣选供用，将送院司衙门样茶减之又减，照时价公平采买，仅需买补贡茶缺额，此外毋许多买。为此恩威并施，在檄文中明文劝诫各级官员自我约束，并以“官则立即详参，役则立毙杖下”迫其就范。

可以说，在云南布政使陈宏谋施政的工具箱中，能够动用的手段，全部都拿来用了。然而，即使如陈宏谋般留声青史的廉吏，也无法根除普洱贡茶的弊端。甚至，就连与贡茶如影随形的官茶也是在其告谕、檄文中广为人知的。官僚体制本身的弊病，无法藉由官僚来根除。

云南巡抚张允随同样是青史留名的廉吏，但他同样要履行作为臣子的职责。雍正十二年（1734），张允随进贡普洱茶的进单保留了下来。

张允随贡茶进单

雍正年间，历任云贵总督高其倬、云南巡抚杨名时、云南提督郝玉麟、云南巡抚沈廷正与云南巡抚张允随的普洱贡茶进单中，种类齐全的是张允随，包括普茶蕊、普芽茶、普茶膏、大普茶、中普茶、小普茶、女儿茶、蕊珠茶，总共是散茶两种、茶膏一种、紧团茶五种，合计八种花色，这就是后世所说官办渠道的八色贡茶。

就雍正年间普洱贡茶文献分析，至迟在普洱成为每年例行的贡茶后，与之相伴的官茶已经悄然滋生了。尹继善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只是含混提了一下事涉普洱茶的弊端及应对策略，张允随谨守臣子的本分进贡普洱茶，棘手的事情落到了陈宏谋身上，他首要保障的是普洱茶的入贡。每年送交总督、巡抚与臬司衙门样茶，首要的目的是为了事先验看把关品质，事涉皇帝的大事小情无不要小心谨慎；其次是向皇帝进贡的臣下也顺带可以享用普洱茶。样茶看起来或不足虑，然而冠冕堂皇的官茶迅速膨胀成了尾大不掉的累赘。给皇帝上贡普洱的大臣或许可以将其作为无上的荣耀，随之滋生的普洱官茶，同时又成为压在茶山夷民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

雍正十一年（1733），云南学政吴应枚《滇南杂记》记载：“普洱产茶，旧颇为民害，今已尽行革除。”所谓“革除”充其量不过是一时现象，实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张允随任职云南督抚20载，也是向清廷进贡普洱时间最久的封疆大吏。作为一名政绩卓著的封疆大吏，在普洱贡茶事宜上，他的心境可能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他要谨守臣子的本分兢兢业业办理贡茶。另一方面，他要顾及茶山夷民百姓的艰难处境。这在他于乾隆十二年（1747）发布的有关茶政的行政命令中不难体察到，他将其归罪于官员、兵役与奸商三个群体的为非作歹。不肖文武官员倚仗权势短价强买牟利，经手兵役层层剥削压榨，奸商放高利贷剥削。对策无非是官员参革、兵役细责、奸商严拿，前提是访闻或被告发。相比陈宏谋的手段，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最关键之处在于，他对官茶不着一词，似乎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纵使次年被倚邦土司曹当斋率领手下将其茶政公文刻立在石碑上，也难保不成为具文。

普洱贡茶至乾隆年间达到顶峰。进贡普洱的官员不仅限于云贵总督、云南巡抚，相邻的贵州巡抚，乃至于四川总督、湖广总督、湖南巡抚、湖北巡抚、山东巡抚、刑部侍郎等都曾以普洱入贡。很难令人相信这些清廷大员都是按照时价公平采买普洱入贡清廷的。这也就意味着茶山夷民百姓的负担达到了盛清时期的最高峰。

乾隆三十年（1765）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清缅战争之后，易武土司地夷民百姓逃亡死绝者颇多，来自石屏汉人夷民赴茶山垦殖，原本由土著夷民承担的贡茶、钱粮、徭役等项逐渐转由移民汉人担负。并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先后获授易武土司与车里宣慰司下发的执照予以确权。

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在其《烹雪用前韵》一诗中赞曰：“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未足夸雀舌。”在他的治下，茶山夷民百姓的处境则是处境艰难。

乾隆皇帝品茶蜡像

嘉庆皇帝乐于普洱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享受，在他的晚年，每日用普洱茶四至五两。皇太后、皇后每日用普洱茶各一两。还经常用普洱茶来赏赐臣下。

晚清道光年间，关于普洱贡茶的记述多了起来。先是阮元出任云贵总督期间修纂《云南通志稿》，他儿子阮福的一篇《普洱茶记》也顺理成章被收入其中。阮福将自己所见的《贡茶案册》录入其中，有些规定以前相比显见是一脉相承，如贡茶资金来源依然是布政司，动支银一千两，交由思茅厅转发采办，贡茶为三个品类八种花色。

普洱大茶

阮元为官清廉，每逢生日，则往山寺、学堂或花园避居，谓其曰：“茶隐”。道光十年（1850），阮元六十七岁寿辰，避客于云贵总督署东宜园。阮元《正月二十日偕刘王二叟竹林茶隐》有句曰：“儿辈烧松烹洱茶，竹亭炉烟风细细”。阮福绘图以记其事。身为云贵总督的阮元，享受着普洱茶带来的乐趣，还顺带秀了一把清官的名声。

道光年间，普洱贡茶的采办，有了更明确的责任主体。这在道光《普洱府志》中记载的非常清楚：“倚邦土把总管理攸乐、莽枝、革登、蛮砖与倚邦五大茶山，每年定例承办贡茶。易武土把总管理漫撒茶山，协同倚邦承办贡茶。”

担负协办普洱贡茶的易武土司伍荣曾，不仅给自己制定了吃茶四担的标准，甚至于在胆大妄为的上级官员思茅厅同知罗登举指使下，以二水茶充抵头水茶上贡，被告发后责令整改。这在易武《断案碑》中有明确的记载。

倚邦土司是承办贡茶的主要责任人，易武土司也是协办贡茶的责任人。相比而言，还是易武土司先行一步，通过在茶叶买卖环节每担抽收银两三钱添办贡茶。道光二十八年（1848），倚邦土司仿效易武土司的方法，每担抽银一两添办贡茶。这同时透露出两个事实：一是与二者责任大小相符；二是与官府出资一千两白银采办贡茶相悖，可见要么是资金没有落实到位，要么是远超官府资金数额。

倚邦《恒盛号茶庄手记帐》意外给出了参考答案：“嘉庆四年纳贡四（担）；同治六年纳贡四担；光绪元年纳贡四担；光绪二十二年纳贡三担，含官茶一担。”类似残缺文字记载还有两处。至迟再嘉庆初年以后，原本由茶民承担的贡茶，甚至于包括官茶在内，转至茶商群体负担，甚至在遭遇瘟疫、火灾之际，全部都由茶商承担。

光绪年间，普洱贡茶采办的记载，有了一些明确的细节。光绪三年（1877），易武茶税碑中所记：“每岁二月初十封宾至五月初十开宾，计期三月。”无疑是贡茶采办期限。

光绪二十九年（1903），思茅厅同知谢宇俊札饬倚邦土司催缴贡茶，倚邦土司遵照上峰指示下文，并派手下赴各寨坐催：“封宾采办先尽贡典，生熟蕊芽办有成数，方准客茶下山。”迨至光绪年间，官方依然不曾放弃官办渠道普洱贡茶的办理事项。官员的所为究竟是忠于职守抑或是不肯放弃其中的利益？署理末代倚邦土司职务的曹仲益在文章中追记：“旧社会，人民负担之重，我曾看了一份光绪三十年，曼拱茶民控告贪官吴师爷的一纸写到：曼拱陆户小民，岁纳官茶六担给土司（其中包括贡茶在内），约九百余斤。”自盛清至晚清时期，与贡茶如影随形的官茶，成为官员对上欺瞒、对下压榨的化身。

一份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巴黎博览会准备展品所附的报告涉及普洱茶，其中提到倚邦、易武呈送厅衙门的散茶，用木头模具定型的方茶，还有制成的茶膏，都作为贡品，送到省城，再经过一定装潢呈送北京。报告中引人关注的地方在于方茶和茶膏制作都是在思茅厅衙门制成的，这也是文献中首次明确提到方茶入贡。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普洱贡茶中，除却朝廷官办渠道的八色外，确有方茶与圆茶。文献与实物对照表明了一个事实：至迟至光绪年，方茶与圆茶已经充列普洱贡茶。

普洱方茶

罗养儒著《纪我所知集》中“解茶贡”一文给出了解释：“在光绪年间，贡茶是由宝森茶庄领款派人到普洱一带茶山上拣选采办，自是一些最好最嫩之茶。茶运到省，则由宝森茶庄聘请工匠，将茶复蒸，乘茶叶回软时，做成些大方砖茶、小方砖茶，俱印出团寿字花纹，是则不仅整齐，而亦美观。此外，又做些极其圆整、极其光滑之大七子圆、小五子圆茶，一一包装整齐妥当，然后送交督抚衙门。此则照例派员查验点收，随即装箱，准备派人解贡。”“分送内务府中官员及六部堂官者，实超过入贡内廷之件数在五倍以上。”“此是定例，年年俱有此一次，然亦耗费不大，约为几千两银耳。”

恰是这段文字印证了清代普洱贡茶历程中一直存在的现象，上贡给皇帝的正项是贡茶，自地方至京师各级官员所受实为官茶。贡茶承领荣耀，官茶承担代价。

盛清年间成为例贡的普洱茶，入贡清廷的是官办途径的八色贡茶。有理由相信，相比皇帝专享的贡茶，各级官员享受的官茶，很有可能是民间行销的圆茶或散茶。

伴随晚清年间王朝逐渐落没，普洱贡茶悄然发生变化，作为大清王朝皇室微观符号象征的官办渠道八色贡茶逐渐式微，其与原本民间行销的方圆紧茶的界限渐趋消弭，是以官督民办抑或是民间承办的方圆紧茶忝列贡茶之中。至于贡茶与官茶，甚至于已经堂而皇之的视为一体共办的事宜了。

回顾普洱贡茶的记载，无论是文献记载的推定，抑或是后人撰写文章追忆，正贡普洱茶的数量约在一百担左右。而在六大茶山民间流传的叙事中，年贡普洱66666斤。将其放在普洱贡茶与官茶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不难看出其源自于真实历史景象的口头演绎。更加显示出充满荣耀的普洱贡茶历史背后，隐没在暗影中的官茶可说是茶山百姓惨痛代价的象征。

伴随皇权的式微，就连贡茶也成了售卖普洱的招牌说辞。光绪三年（1877），孙春祥茶栈王子久两次在《申报》（上海版）刊登广告，宣称其随迤南道张观察亲至蛮松、蛮砖各山口采办贡茶所余云南普洱龙凤贡茶出售。

曼松

普洱贡茶，从盛清时期作为独尊于一身皇权专享的象征，到晚清时期广而告之售卖与民众的商品，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开启了普世共享的滥觞。伴随着大清王朝普洱贡茶时代的远去，那些普洱贡茶与官茶往事成为历史的记忆，供人们在品味普洱茶时以作谈资，共话普洱充满荣耀却又代价沉重的故事。

作者简介：马哲峰，学者，作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双版纳州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西双版纳普洱茶历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西双版纳州作家协会会员，勐腊县首届普洱茶文化传播大使，“行知茶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所著《普洱寻茶记》《读懂中国茶》《普洱六山记》《寻味普洱茶》《读懂普洱茶》《大倚邦传奇》等，连年荣登茶媒体推荐阅读十大茶书榜单。曾荣膺《普洱》杂志优秀撰稿人，荣获河南茶叶流通领域发展二十周年杰出贡献奖，荣获创新中国茶百佳创新人才奖等。《人民政协报》等多家媒体予以专题报道。

图文来源：行知茶文化讲习所，经授权爱普茶网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