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故事从了解作者的生平开始。如果他不曾写下这些记录性的文字，他也只是一个“经理盐茶”、“筹办粮饷”的公务员。两百年之后的人们，重读他的文字，进而了知了一段被淹没和忽视的历史。

普洱茶一直在西藏地区流转着，从僧侣贵族到平民百姓，普洱茶走过滇川藏，在漫长的时光里流淌不息，保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林儁，字西厓，江苏人，顺天大兴籍。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二十六年（1761）拣发入川，历署四川安县、威远、乐山、温江、荣县等处捕头。乾隆三十一年（1760）授四川内江知县。乾隆三十四年（1769）至三十五年（1770），调任成都知县，兼署华阳知县。三十五年（1770）夏，以丁忧历任。三十六年（1771）八月，发生金川之战，清廷兵分两路对四川西北部大小金川地区土司进行打击。四川总督德福奉请林西厓留川，奉旨允准。四十一年（1776）二月，清军收复大小金川，战争胜利结束。林儁特调四川同省盐茶分巡成绵兼管水利道，驻省会成都。在任18年，经理盐茶，没有丝毫扰累，商民感戴最深。

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今尼泊尔）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唆使下，入侵西藏，赶走班禅，大掠扎什伦布寺，残杀藏民。清廷命大将军福康安领军万余人入藏进攻侵略军，得到僧俗民众支持，所向无敌。在这场战争中，林儁担负办理粮饷之事，常常奔走于西宁至巴塘之间，为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乾隆五十八年（1793）五月下旬，林儁由西藏拉萨返四川康定，将途中所见所闻撰成《由藏归程记》一卷（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林儁一行人先是“过擦术多，该处为前藏至打箭炉适中之地。大桥二道，一通云南，一通西炉。上有喇嘛庙，屋宇极多。下有土城，俱系官兵驻扎。城外寨落甚稠，滇民贸易者不少，真口外一大都会也。”“至大具少憩片时，抵江卡，泥深尺许，普拉更换牛马，傍晚始至古树塘，建有行馆，门列老树。次日至南墩，路通滇省，卖有普茶等物。”

1793年，距今已有225年。从西藏出征归来的林儁为我们留下了《由藏归程记》一文，让我们得以随着他的脚步，了解到当时从云南与四川进入西藏的路线图，更为珍贵的是，在他的文字中，我们得以知道早在乾隆年间，云南的普洱茶真真实实地进入了藏区，而且就在与西藏、四川、云南交界的南墩这个地方，竟然就有普洱茶在民间公开销售。林儁的《由藏归程记》中关于普洱茶的记载虽然只有只言片语，但正是那么简单的一点记载，却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普洱茶与茶马古道、与藏族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珍贵文献。

《木里政教史》，原文为藏文手抄本，于1735年由阿旺钦饶最后完成，1984年由木里档案馆复印、翻译，1992年3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中多出提及“滇茶”“云南沱茶”，记录了清代康熙与雍正时期，云南普洱茶在藏区处于上层阶级的喇嘛与贵族中极受追捧。但《木里政教史》中，与滇茶、普洱茶相关的文献，多是发生在当时的上层阶级或是贵族阶级中。普洱茶与广大百姓的交集，似乎处于一片空白。清代乾隆年间由西藏返回四川的林儁，在其《由藏归程记》中，则为我们留下了普洱茶在民间真实存在的珍贵文献。

纵观各类文史资料，尤其是民国时期的，还有许多对普洱茶入藏，或是滇茶对藏族影响等等的叙述与论证。比如民国时期的姚荷生在《水摆夷风土记》中记载：“从前十二版纳出产的茶叶先运到思茅普洱，制成紧茶，所以称为普洱茶。西藏人由西康阿登子经大理来普洱购买。民国七年云和祥在佛海开始制造紧茶，经缅甸印度直接运到西藏边界葛伦堡卖给藏人，赚到很大的利益。商人闻风而来，许多茶庄先后成立。现在佛海约有大小茶号十余家。最大的是洪盛祥，在印度和西藏都设有分号，把茶叶直接运到西藏销售。较小的商号联合起来，推选两个人负责把茶叶运到缅甸的景栋，再经仰光到印度，卖给印度商人，由他们转销西藏。”

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教育家方国瑜先生在其《普洱茶》一文中描述：“普洱茶供应藏族地区，有很大意义，值得一提。康藏地区自古畜牧，以牛乳制酥油为主要食品之一。《新唐书·吐蕃传》所说藏族饮用的‘羹酪’，就是酥油茶。用茶水熬酥油作为食品，是因茶叶有助消化、解油腻、去热止痰等作用，所以茶为日常饮食所必需。……滇茶行销藏族地区的年代很早，到明代已很发达，明季云南各族人民抗清斗争坚持十七年之久，以至对藏族地区供应茶叶稀少，清兵入滇以后藏胞即来交涉茶马贸易。”该文中还记载：“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九月至次年春天，赶马队到丽江领茶引，赴普洱贩茶。从丽江经景东至思茅，马帮结队，络绎于途，每年贸易额有达五百万斤之多。另外汉族、白族和纳西族商人，也常贩茶供应藏族地区。”

每年交易量达五百万斤，是非常大的数字，可见云南的普洱茶对藏族同胞的影响之深，也足以看出普洱茶在藏区深受欢迎之广泛。也正因为此，英帝国主义从印度侵略我国西藏，妄想割断藏族人民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以茶作为侵略手段之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来自湖南安化的陶思曾被委为调查西藏开埠事宜委员。乃由沪泛海经星、印入藏，在亚东（与锡金、不丹接壤处）、江孜两地踏勘埠界，测绘地图。事毕，经缅、滇返川。輶车所经凡路程远近、山川险要、气候、物产、民情风俗等，均详加记载，辑成《藏輶随记》《滇蜀纪程》二书。既回成都，英、法、德、俄领事交相索阅。陶恐泄国防机密，启列强凯舰之心，乃删其要点，仅纪行程，重编《藏輶随记》。《藏輶随记》中记载：约在公元一七七四年，英国印度总督海士廷格（W.Hastings）派遣间谍进入西藏活动，就曾运锡兰茶到西藏，企图取代普洱茶，但藏族人民不买他们的茶叶。公元一九〇四年，英帝国主义派兵侵入拉萨，同时运入印度茶，强迫藏族人民饮用，也遭到拒绝。英帝国主义者认为印度茶不合藏族人民口味，于是盗窃普洱茶种在大吉岭种植，并在西里古里秘密仿制佛海紧茶，伪造佛海茶商标。

普洱茶之于西藏是一种如此特殊的商品，它从佛海（今勐海）出发，走出国门，穿过印度，折道往北，进入西藏地区，形成了一条源源不绝输送健康的血脉。

百年后的今天，普洱茶注定要再度走上了这条道路，穿山越岭，仍旧承载着带来健康的重要使命。

民国二十年（1931年），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委令王图瑞先生去调查云南西北边地的教育情形。王先生先后对中甸、维西、丽江、兰坪各县及上帕、知子罗、菖蒲桶三设治局等地进行调查，并写成《云南西北边地状况记略》一文，并被收录入由陈玉科主持、饶继昌等编辑、龙云与龚自知为序、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于1933年5月印制出版的《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上册）一书中。文中提及中甸一地的喇嘛，这样写道：“喇嘛僧侣既成为贵族阶级，大半养尊处优，除拜佛诵经而外，不做什么生产工作，有些喇嘛是经商，深入内地，俨然是大腹贾的气派，他们常到宾川县属之鸡足山烧香朝佛，有的还要到思茅普洱一带驼运茶叶。”

其又记载：“云南对于康藏一带的贸易，出口货品以茶为最大，康藏人民的茶叶消耗能力，可算是世界第一，他们每日三餐，刻不能没有茶叶；所以，云南的千万驮的粗茶业，三分之二以上都往康藏一带销售，思普沿边的产茶区域，常见康藏及中甸阿墩子的商人，往来如织，每年的贸易总额不下数百万元之巨。”

同样是在《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一书中，还收录了范义田先生的《谈谈江边古宗》一文，其文记载：“古宗地，农产虽缺乏，而矿产则丰饶，故殷实者亦颇不少。常腰缠万贯，骑马千百，入内地市布匹盐茶以归。而普洱茶，尤为其日常嗜好，每年出而运载，为数不下巨万，名曰‘赶茶山’。”1933年12月印制出版的《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下册）收录有李文林先生的《到普思沿边去》中记载：“由佛海过打洛渡（南览河）入缅甸，到印度放洋，经新加坡而达香港，又可由印度而入后藏（佛海茶叶运入后藏，即由此道）。”该文中还记载有当时的佛海县教育呈文，提及“（佛海）山水明秀，平原广远，田土肥沃，出产以茶叶樟脑梓梗花米为大宗。每年冬春之际，商旅云集，西藏人亦多有至此地购茶者，沿边商业之中心也。”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时任暨南大学经济系教授陈碧笙积极参与抗日进步活动，并远赴滇缅边界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社会调查，陆续发表了《滇边经营论》《边政论丛》及《边政散记》等专著。陈碧笙先生在其民国二十七年刊印的《滇边经营论》（收录于林文勋先生主编的《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中记载：“迤西之顺宁、缅宁、双江、迤南之景谷、车里、镇越、江城、南峤、澜沧诸县，莫不产茶，即著名之普洱茶是也。年产在十万担以上，为滇西南重要产物之一。有散茶、圆茶、紧茶之分。其输出之途径有五：（一）取道下关，以销售于省城、四川；（二）取道把边江，以输出于越南、香港；（三）取道缅甸之景栋、洞巳、仰光，渡海由印度之铁道，以输售于西藏；（四）取道景栋、猛令，以销售于暹罗、南洋；（五）用马驮，经由阿墩子以销售于西康。其贸易范围之广，在国内茶产中殆无伦比，亦滇边最有希望之实业也。”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江应樑先生编著的《思普沿边开发方案》，时任云南民政厅厅长的昭通人陆崇仁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茶为本区有历史性之产物，驰誉数百年之普洱贡茶，实以本区为原生地，今日之所谓车佛茶，在西藏有不可动摇之声誉与市场。”在《思普沿边开发方案》第六章“农林建设”中写道：“本区为我国大叶茶之原生地，闻名全国之普洱贡茶，实际即本区所产。因数百年之驰誉，夷人对茶树，已有普遍之培植，昔年除销内地外，并以西藏为主要销场，盖藏人非车佛茶不过瘾。英政府曾移其种于印度种植，投下极大资本，拟夺中国在西藏之茶叶市场，结果出品藏人认为无车佛茶之天然香味，仍不乐用。”

从上述种种文献资料不难看出，自二十世纪初开始，普洱茶主要是从西双版纳、普洱等地经大理、丽江，再经过中甸之后，进入藏区行销。这些文献资料，成为云南普洱茶进入藏区的有力佐证。

本文节选自

乾隆五十八年，他在西藏邂逅普洱

作者丨詹本林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2018年3月刊

作者：詹本林，图文来源：普洱杂志，经授权爱普茶网转载，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